紫外发散｜一个人可以同时是非二元和女同吗?
紫外发散｜一个人可以同时是非二元和女同吗?
作者：Levi CR Hord
原著出处：Hord, L. C. (2022). Specificity without identity: Articulating post- gender sexuality through the “non-binary lesbian”. Sexualities, 25(5-6), 615-637. https://doi.org/10.1177/1363460720981564
翻译：Curtis Voyageur
校对：柚子、低卡鸡肉脆片、咖喱拉面
排版：柚子
译者按
最早刚刚读到这篇论文的时候就觉得非常有意思，想到身边也有几位朋友同时是非二元和女同，但看到“非二元女同”这个词的时候还是会不禁想起，我们所熟悉的那个将一种性向严格绑定到一种性别身份上的对“女同”的最狭义且最本质的定义就是，首先要是女性，然后作为女性去对女性感到吸引。那么就会有一个问题随之而来 ** “一个人可以同时是非二元和女同吗” ** ？非二元的时宜又会给女同的标签也好，身份也好还是本文中多次提到的“独一性”也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非二元会隐去“女同”的光芒吗？亦或是说不定，其实非二元有可能是可将“女同”从身份政治的囹圄桎梏中解脱开来的密钥？这些都将是本篇文章会想要探讨的。
这篇文章的翻译难度较大，里面会有一些原文就比较长难句的地方，中文译文当中我们可能依然没有能完美地将其整理到更为简洁的句式，但或许这种语言上的剪不断理还乱也昭示着性别理论背后的错综复杂吧！（绝对不是找借口）需要特地说明的是“独一性”一词，它对应的是原文中作为核心概念反复出现的“specificity”，作为一个术语，它在各类非医学相关的文献当中出现的频率还未让其在中文当中有一个“特异性”这样的医学上的术语以外的标准译法。文章当中，作者也未直截了当地去解释“lesbian specificity”的具体定义，但ta主张， 用这个概念就是为了避免去依赖“identity”即“身份”来展开理论探讨 ，带着这一理解，我们对这个词的翻译也是进行了讨论，有过多个译法，最后暂落定于“独一性”这个翻译，它或许还不是最优解，但衷心期待在中文语境下能够看到对此越来越多的讨论，以期臻于至善。
希望我们都能从这篇文章中得到一些灵感与新的思考。
本文作者Levi CR Hord
↓以下为正文部分
无涉身份的独一性
本文以“非二元”与“女同”这对范例式的身份标签为切入点，探讨随着性别逐渐脱离为其奠基的二元框架后，对性向独一性的概念变化。与其认为“女同”这一身份的存续会因逐渐剥离二元性别而受到威胁，本研究提出， 当性别身份(gender identity)变得不再以二元为基础时，受到挑战的并非具体的个人身份，而是构建身份的基本结构 ——这一结构多年来通过排除(exclusion)来塑造身份。这一文化转变有可能解放情欲的结构，推动一种更具解放性而非争议性的， 不再依附于性别的性向模型 。
“如果情欲能够自我解放，那它与性生理特征(sexes)的预设毫无关系。”
——Monique Wittig (1979: 114)
我们准备好迎接
“不依赖性别概念的性向”了吗？
1994年，Biddy Martin 发表了 Sexualities without genders and other queer utopias （《去性别的性向与其它酷儿乌托邦》），探讨当作为其身份基础的性别的稳定性受到挑战时，性向身份所面临的问题。25年前，Martin 针对酷儿理论和酷儿文化所引发的这场转变进行讨论，即一种更支持酷儿性别跨越的“内在本质的撤空”（105）使得女同女性主义（lesbian feminism）的政治效能受到质疑。她的发问（当酷儿思想撼动“女性”时，“女同”要何去何从呢？）在2020年显得尤为相关。性别身份正在以许多Martin未曾预见的的方式不断增多，而一向是根据性别身份来被分辨、命名出来的性向概念们也因此遇到了各种麻烦。那本文就将尝试回答的一个问题，也是深受Martin初始的探寻和对25年间性别(gender)和性向(sexuality)文化上的变化所带来的挑战的回答所启发的： ** 当性向脱离其建立在性别二元模型上的基础时，关于性向独一性的命名和主张方式将如何变化？ **
为探讨这一问题，我着眼于当下具有代表性的“非二元女同”案例。尽管为了包容跨性别和非二元身份，性向标签正朝着性别非特定化的方向发展，但“非二元性别身份”（nonbinary gender identity）与“女同性向”(lesbian sexuality)之间也出现了一种显著的联系，尽管后者明显指向女性身份。非二元女同既反映了女同独一性的地位与需求，也体现了当前社会与历史语境中非二元性别意识形态的地位与需求，以及二者如何相互影响并改变彼此。
我认为，与逐渐摒弃二元性别会威胁到“女同”概念存续的看法相反， ** 当女同独一性脱离二元体系时，它反而能够得到解放和强化。 ** 与其去辩“我们能不能拥有不依靠性别的性向”，倒不如说我们应该探讨一下“对于这种要求主体不断通过在二元对立框架内与他者相对来完成自我定义的身份（identity）系统，我们能不能不依靠它来维持我们所珍视的（女同）身份的独一性”。尤其是在21世纪失去适用性的并非女同独一性（或围绕这一概念建立的社群与展开的生活），而是身份（identity）这种概念本身的基本结构。在把这一观点置于对女同身份与和性别（gender）的基进分离之间的张力的先行研究的语境下之后，我会进一步指出，以往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再生产了排除（exclusion）和二元对立的范式，而这些范式也束缚了关于身份及其政治的所有思考。 参照 Judith Butler（1993b）对以排除机制为基础的身份的理论分析，我提出，通过用正在浸透 LGBTQ+ 亚文化的非二元性别意识形态取代“排除性的模型”，我们可以更深入地思考女同独一性的意义及必要性，并以其自身的情况进行考量。
非二元女同性恋旗
非二元理论强调其对于身份机制有着独自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既不寻求对某一身份的含义立下条条框框，也不会筑起高墙画疆自守。非二元性别在与女同的结合中表现出，它并不依赖此前用于定义基础性别身份和性向独一性的二元排除体系。更进一步，非二元甚至超越了酷儿这个概念（及其固有的反规范性和对立性），展现了一种摆脱了既有的二元限定的重新赋义过程，并且不会重蹈二元限定的覆辙。它也撼动了“必须成为某种特定主体才能拒绝限制性的意识形态、拥有抵抗性政治、或参与联合”的这一假设。为了揭示这种对性别（以我们所知的形式）的拒绝将会对性向这个概念意味着什么，我会以 Monique Wittig 笔下的女同为例，一个非二元形象如何保持女同身份的独一性还不会掉入其极端的排斥性陷阱。这个例子也能表明， ** 如果那些与对女同的定义息息相关的人愿意放弃其坚固的壁垒，女同这一概念可能会在一种非排他性的模式下更好地发展 ** 。
作为本文的结论，我也探讨了在非二元与女同的结合中的这一文化转变如何拥有解放情欲的整体结构的潜能，并形成一种更具解放性而非容易引起争议的性向模型。
与许多试图在表面上的本质主义/建构主义与女性主义/酷儿二元对立间寻找空间的批判不同，本文并不试图设定一个折中方案，也不希望在非二元与女同身份的展开中发表政治声明。同样，我并非将“身份”视为一个分裂的主体，而是将其视为在特定社会与历史语境中的多面性表达。不如说，我想要探讨的是，在一个越来越多地受到非二元性别哲学影响的时期，重新思考女同独一性如何能够拓展我们对身份与独一性的认知，从而跳脱僵化的身份政治。简而言之，我将在本文中论证，和常见的叙事不一样，非二元其实正在对身份政治进行修复性解读（reparative reading）， ** 非二元性别可能正是允许女同（以及其他我们所珍视的性向概念）在不确定的未来中延续的关键 ** 。
排他性及其不满
1991年跨性别女性Nancy Burkholder被驱逐出密歇根女性音乐节。这一活动“生而为女性的女性”（“womyn born womyn”）举办。在 Burkholder 被驱逐后，一群跨性别活动家在节日入口附近建立了“跨性别营地”（Camp Trans）.。
荆棘载途的身份史
围绕“女同”这一术语的持久性及其内涵的讨论，自其问世以来便从未间断。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关于女同的可见性以及对这一概念可能因性别政治而濒临消亡的担忧多次浮现（Jeffreys, 2014；Morris, 2016）。这些批评大多源自女同女性主义的各种传统。在最近围绕性别身份的争论中，提到女同女性主义就总是只能看到那几个最无说服力且最本质主义的一些作者。我无意为这种把女同女性主义简化为一组强有力的思想的行径添柴加薪，但我的论点会去回应一种在某些女同女性主义传统中存在的一种思路，即认为性别的不稳定化会对女同的存在构成威胁。这样的担忧一直和将“女同”定义为必须在身份认同和出生时的性生理特征（birth sex）上皆为“女性”的观念脱不了干系。例如，这种关联在 Ti-Grace Atkinson 和 Janice Raymond 等作者的作品中有所体现。类似这些作者的观点在试图将女同女性主义简化为其排他性元素的修辞性运动中被频繁引用，这似乎并非巧合。然而，在当代语境中，无论是反对这个观点的人还是为其续火的，都将“女同女性主义”和“基进女性主义”作为排他性的代名词，这个认识对我的论点至关重要。正是这种紧沿着排他性展开的身份机制的千丝万缕的脉络和联系，正在受到非二元理念的挑战。所以在本文当中我们会着重来讨论这个观念，而并不会太深入地去梳理女同女性主义复杂的历史。我会去简要地追溯围绕以排他性为主题的这一争论的发展。
“女同”的排他性定义——作为对“女性”有一种本质的核心这个观念的延伸——在过去几十年中催生了许多似乎威胁到女同可见性的形象：如铁T（butch）、双性恋、跨女、跨男、酷儿，以及最新出现的非二元性别者。在每一次的辩论迭代中，女同的概念都被担心会过时，被重新定义为一种本质性，以试图稳定群体身份。然而，通常被归类为“酷儿” ** [1] ** 的批判揭示了，这种对群体本质的焦虑常常无意中证明了女同像其他任何身份一样，是一种偶然且本质上不稳定的类别（Farquhar, 2000: 232）。由于大多数这些批评持反本质主义和反基础主义立场（Halberstam, 1996；Wilton, 1995），与其他宣称能够完全“逃离性别”及其固定性的情欲（desire）表述模式相比，女同有时被描绘为一种退步的模式。（Martin, 1994: 105）。
作者注：
[1] 尽管许多批评可以被归类为“酷儿”，因为酷儿理论揭示了偶然性和不稳定性的遗产，但许多值得注意的批评实际上源自女同女性主义群体（见 Blackwood，2002，对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部分思想的概述；以及 Rubin，1992，作为一个例子）。这些批评的多样性进一步表明，本质主义在女同女性主义中并非普遍或一致认同的方面。尽管并非所有对本质主义的批评都符合当下对酷儿的理解，但我在此使用该术语是为了强调其在这些辩论中的位置，作为进步叙事的承载者。
这些辩论之所以能热火朝天地进行，正是因为其对话者当然都紧密依附于其所捍卫的身份。身份政治渗透于所有关于身份的思考之中，甚至包括那些试图超越身份的酷儿干预。大量关于女同身份的学术研究依赖于代际冲突和进步叙事的观念，正如 Garber 所描述的：
“如果情欲能够自“当代理论崇尚真空。[...] 一方认为同性恋是天生的，是一种‘本质性’身份；另一方则反驳说，社会和历史环境塑造并定义，或‘构建’身份。第三种话语则谴责这种非此即彼的论调。”（2001: 2）我解放，那它与性生理特征(sexes)的预设毫无关系。”
——Monique Wittig (1979: 114)
即便是那些直接攻击二元思维的表述，在这过程中似乎也无法脱离女同女性主义与酷儿理论的框架。这种“非此即彼抑或两者之间（either/or/between）”的模型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被重复——有时是真切地，有时则是批判地——几乎所有讨论女同身份持批判态度的论者都如此，仿佛把对立给找出来然后去提出一个重叠的中间路径这样的建议是唯一的途径。这一缺陷并不完全源自女同研究领域：酷儿理论家们（Doan, 2007；Garber, 2001；Stein, 1997）也同样重蹈覆辙。虽然两者实际上有比想象的更多的共通点和共享的、错综复杂的谱系 ** [2] ** ，但酷儿理论常常被视为对本质主义过度的进步性拒斥。为对抗本质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而提出的反思，往往未能触及女同及其后继之间的二元对立，尽管它们以更空灵的“后现代”术语包装，昭示着其理论的开枝散叶和无边无际。
作者注
** [2] ** 见 Linda Garber（2001）的论点，她认为酷儿理论并未与女同女性主义政治形成根本性的断裂，而是源于这些政治，并经过工人阶级女同与有色人种女同的修正。
最近，许多理论家不仅试图将女同从不可见性中拯救出来，还试图将其从为名誉而进行的二元对立的斗争中解救出来。像 Shane Phelan (1994)、Clare Hemmings (2011)、Lynne Huffer (2013) 和 Kevin Henderson (2018) 等思想家，巧妙地应对了一种智识上的僵局——这种谱系往往将女同视为本质主义者，将酷儿视为其命中注定的征服者。ta们中的每一位都对女同女性主义的简化表示异议，承认并确认这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真理以及学术辩论的标志性特征。这些学者的广泛共识是，我们应对将女同及其历史定位为本质主义的进步叙事持怀疑态度，并且我们在早期女同写作的基进思想中肯定存在某些我们根本忽视（甚至刻意忽略）的内容。
Henderson 将女同置于一个核心位置，它成为连接酷儿、跨性别与女性主义政治这一富有想象力的必要项，并且回溯至 Wittig 的女同唯物主义上，以重新思考“差异”——这种思考的关键是要能脱离那种会反馈到身份政治上的区隔性（separation）的僵局。事实上，他进行了一系列呼吁，提倡我们去重新认识到女同能够起到一个将被分离开来的学科（性研究sexuality studies、女性主义、跨性别研究、酷儿理论）整合起来的作用（2018: 186）。Henderson 的核心论点是，持续将女同描绘为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基进主义中过时且错施的主题（一个滑向种族主义和排他性分离主义的形象），对跨性别政治来说是有害的。就像批评基进女同思想为“从始至终都是白人的”扼杀了黑人女同女性主义者思想的空间一样（Hemmings, 2011: 53），将女同建构为“始终是排跨的”和“性别顺应（gender- conforming）”的，实际上是在否定跨性别女同的存在可能性（Henderson, 2018: 190）。我补充，这种做法还在当前性别意识形态快速重组的背景下，把女同思想和独一性推得离我们越来越远。“如果当下的主体（subject）是跨性别的话，”Henderson 指出，“那么我们必须因女同的排他性而将其抛诸脑后”（190）。
Henderson 的议题——也是本文延续的方向，是通过基于 Wittig 对本体差异的质疑（将在后文中进一步阐述）的理论，提出一种酷儿-跨性别- 女性主义取代其分裂的各个部分的方法，以对抗这种解读。他深刻地将这一项目推进到要求学者和活动家们同样质疑“顺性别”（cis）与“跨性别”（trans）的区分这一阶段，因为这种区分暗示了一种自然差异，而非权力规训的向量，并且可能将“基进的跨性别政治”变为某种“利益集团（interest- group）的自由主义”（2018: 200）。他指出，这种区分还将女同自然地化为顺性别，从而将女同的潜力——那种“颠覆性、激动人心、包容性、基进化以及充满情欲的可能性”（200）缩减为“规范化的、乏味的、无趣的、排他的、本质主义的和过时的”形象。而这种退步性的形象已然占据主导地位。
Henderson 的框架仍然存在一个缺口。尽管他正确地指出，在当代关于性别身份的政治辩论中，许多酷儿与跨性别者将女同作为替罪羊，他认为跨性别与非二元政治/文化的崛起毫无疑问地加剧了女同被边缘化（2018: 190），实际上他的这一观点也显示他所反对的那种谱系化解读是部分正确的。也就是说，尽管他承认跨性别女同的存在，但他必须以这样的一个前提来展开论述：逐渐兴起的跨性别社群对女同这个概念的抛弃是一种稳定的文化真理。然而，非二元的例子表明，事实未必如此。此外，他提出要去寻找一种复合的共同谱系的这一解决方案，却未能进一步探索一种能将这些术语或构筑它们的身份政治结构给彻底打破的相互交织的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尽管他准确地指出了这些陈旧的论述在当代关于女同地位的讨论中如何被反复提起，尤其是在性别解体的背景下，他却忽视了一个至关重要但未被充分认识的现象： ** 女同实际上已在涅槃 ** 。这种重生通过女同与非二元日益频繁的结合，洗去了“过时”和“政治不正确”的污名。非二元及其伴随的意识形态或许正是能够颠覆这些身份政治赖以存在的体系的关键。
独一性还是身份？
在上述大部分历史中，讨论女同独一性的人们常将独一性解读为本质或边界。然而，对任何身份、社群或标签之明确独一性的探讨，会直接反映出其所处的文化与政治语境。因此，女同身份的历史未必决定女同独一性的未来。在本节中，我将女同独一性视为一种与女同身份的替代性概念，提出一种可被实践但不可被固化的女同经验的独一性。
已有许多理论家用女同独一性来尝试在避免陷入本质主义的前提下去探讨共同经验这个概念。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 Shane Phelan。虽然这也是我的目标，但我同时还借鉴了 Butler 的观点：当认领某种性身份类别（以及其所携带的不可避免的种种符号意义）时，实际上意味着背离了这一类别所假定包含的真正性向（sexuality）， ** 因为标签本身就从始至终都是权力控制的手段（1993b: 308） ** 。也就是说，当人们使用“女同”这一标签时，其目的在于“控制[它声称其在描述和准许的]这种情欲本身”（308）。然而，这种授权并不一定与女同这种性向的实际情况保持一致；相反，它是一种被政治化的授权，包含了许多其他因素。由此，女同性向独一性的含义变成了一种冗余。在这个语境下谈论独一性时，我想要在不对其含义做预设的情况下，探讨一下这个不断促使我们为其命名和捍卫的女同经验的含义。（Butler, 1993a）。
独一性并不是我们应该停止维护和培育的东西。独一性也绝非对本质主义的重复，正如 Shane Phelan 所言：“对独一性的诉求承认了个体的存在，同时也否定了单一主体的假设”（1994: 11）。独一性能够将我们定位于权力体系之中，让解放性的尝试变得可能，并坚持“我们不仅仅是那些类别定义的总和，我们拥有这些术语所无法囊括的完整性”（Phelan, 1994: 8）；这也取决于我们如何为其贴上标签。当然，独一性对女同而言从来都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解释清楚的事情：一方面，它被视为是赋予女同存在的可能性与现实性的基础的（Bolsø, 2008: 59）；另一方面，它又必须在女同受压迫的处境下，挽救其极度不稳定的主体位置（Farquhar, 2000: 220；Fuss, 1990: 98）。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描述这个独一性的方式也千式百样：作为一种关怀（Care）的连续体，一种身体的承诺，一种性别认同为女性的个体之间超然的爱，一种对男性统治的愤怒，一种依赖语境的本质，以及一种完全偶然的、处乎“性差问题”之内或之外的历史建构，（均引自 Fuss, 1990: 45）。其他的描述中则将女同视为一种情欲的结构（Bolsø, 2008: 51），一种以平等主义(egalitarianism)和自由主义理念为核心的政治信仰集合（Jenness, 1998: 483），以及一种对女性主义政治的实践应用（Rudy, 2001: 195）。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的文化与政治语境，与当下的情境截然不同，当时这些是将女同独一性转译为本质主义的重要促因。Diana Fuss 指出，本质作为一种符号，其意义会因所处社会领域中“流动且决定性的话语关系”而获得不同的政治性和个人性投资（1990: 20）。在谈及用来认同身份的术语的流动含义时，这表明“女同”这一符号本身并不包含任何固有的价值：无论是保守性还是基进性，其意义皆取决于其多种用途的具体内容。不如说，女同总是对其所处时代的需求作出回应，特别是在女性主义语境中，因为这一语境要求身份与政治之间存在因果关系（Fuss, 1990: 100）。这不仅适用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女同女性主义的高光时刻，也适用于当前的非二元高光时刻。在当下的情境中，女同及其独一性究竟在回应什么，是本文的一个核心问题。尽管我并未在此直接对“女同独一性”的意义作出详细阐释，但我认为，探讨其在历史中的响应性与这样一个事实密切相关：许多人至今仍感到有必要为这一概念命名并维护它。要理解女同在非二元框架中的潜力，首先必须理解它在历史中被期待起到什么作用，以及因此而积累的意义。
现今与生物学决定论相关的那种女同身份，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通过女性主义政治与对本真性（authenticity）的追求的交织而兴起。专注于女性团结与解放的女性主义，成为女同思想最显现的意识形态：二者都致力于让女性的能量流向其他女性（Lorde, 1984）。因此，女同政治的领域中的同性认同成为了次于对同性的具体欲望的这样一个事项（Jenness, 1998: 480）。那些无法被女同这一框架容纳的情欲部分，其流动性则会受到限制，也减少了对性生理特征（sex）的二元框架的扰动。身份，以及它所遗漏的一切，成为女同生活的运作核心。 ** [3] ** 在这一时期，身份被优先于实践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受到大型民权运动的影响（对女同而言，这包括石墙事件后的男同和女同组织的出现以及20世纪70年代初的女性运动），这些运动对“个人本真性”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包括自我培养、自我导向、自我理解和未实现的创造力潜能（Escoffier, 1993: 10）。在此背景下，女同被与一种本真性的存在模式绑定起来，这种模式要求个体通过发现“真实”的身份来实现个人政治（Fuss, 1990: 100），并且必然导向一种本真（因而连贯的）女性文化（Escoffier, 1993: 16）。这种对本真性的执着，通过“虚假意识”的概念表现得尤为鲜明。许多双性恋女性、Transmasculine的个体们，以及其他的对非女性有情欲或性别认同非女性的人，都被视为阻碍女同本真性的一种可被移除的障碍（Weise, 1992）。
作者注
** [3] ** 见 Hollibaugh 和 Moraga（1983）对女同身份政治如何限制女同欲望表达的批评（尤其是在 铁T/美P，Butch/femme、角色扮演和 S&M 等领域）。
许多当代思想家，在继承了1990年代酷儿理论的基础上，将20世纪70年代的“本质主义”简化为一种构建和捍卫边界的实践：它不断强调“我们”和一个连贯的“女性”的概念，其基础建立在“所有女性相较于所有男性所共有的‘差异’”（Phelan, 1994: 2）。尽管女同身份的构建并非根深蒂固于生物学决定论，但某些女同女性主义者最终从寻求女性共同体与女同文化的积极意义，转为对性差的强调添柴加薪，这或因为其需要对该共同体的合理性进行辩护（Stein, 1997: 15）。在某些（不一定全都是这样的）情况下，一种必要且有效的排他性基础，与通过强化边界来定义群体身份以区别于其他类型的人的这样的行为联系了起来。这也是女同女性主义在当下经常带有令人诟病的排他性含义的主要原因之一。话又说回来，其实许多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例如 Gayle Rubin 1992年的《娈童与国王》( Of catamites and kings )，明确指出了存在于某些女同社群中的这样的问题，并且基于边界的历史偶然性与任意性，主张将Transmasculine纳入其中。这表明，当代关于女同女性主义的讨论中弥漫着的那种对“本质主义”承诺的普遍假设，既不是普遍存在的，也不是全然压倒性的，更不是一贯占据主导地位的。然而，正如 Rubin 对此提出的细致的反驳所示，这种关联确实是在前二十年中逐渐形成的：这或许是一种从最初的排他滑向排他性实践的转变。
揭露身份机制的排他性模型
与其试图在这些争辩中拯救女同独一性，不如去更清楚地认识到，根本问题并不在于在这个符号下展开的女同生活，而在于这个被认可的身份结构本身。迄今为止我们知道， 一个身份总是需要通过一系列排除来塑造，这就注定了我们总是会很二元对立地思考它（即“我是这个，因为我不是那个”） 。在Butler的著作《模仿与性别不服从》（ Imitation and gender insubordination ）中，ta描述了这样的过程：任何对“我（I）”的总体化（无论是去表明一种身份，还是将自身附属于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to be））都是基于我们试图定义身份构成时所做的一系列排除。成为女同这件事，在“不是男性”和“对男性不感兴趣”的这个基础之前，都是危险地缺乏具体含义的。这当然也是让争论变得无休无止的原因：在这种模型下，正如 Butler 所指出的，“[女同的]独一性只能通过排除来去界定，而这些排除又会反过来破坏其连贯性主张”(1993b: 309)。对于 Butler 而言，同样的过程也在性别身份的心理学上的建构以及将我们分别牵向男性身份(manhood)和女性身份(womanhood)的忧郁(melancholia)结构中起作用 [4] ，并在界定女同身份时起到加倍的影响力：它加倍依赖性别二元，让“女性”与“非女性”之间的壁垒变得更加森严。这一模型导致了一种特别顽固的身份政治：一种被对差异的迷信所吞噬的独一性，“仿佛‘差异’是只有作为女性或女同才能体验到的东西”（Phelan, 1994: xiv）。与此同时，这也使得我们在性别身份语境中思考女同独一性时可用的语言更加贫乏，因为我们并不清楚什么才是性向的“真正决定因素”（“是幻想结构、行为、身体上带的孔洞、性别还是解剖学特征？”（Butler, 1993b: 310）。尽管像 Butler 提出的这样的问题可以打开新的讨论空间，但由性别(gender)与性向(sexuality)互相交织的一系列排除所带来的合力，确保了女性身份（womanhood）在许多答案中牢牢占据女同思想的中心。
作者注
** [4] ** 在《性别麻烦》（1990）中，Butler 使用精神分析理论解释性别（即男性指派与男性气质的联系以及女性指派与女性气质的联系）如何依赖于弗洛伊德所描述的“忧郁”（Melancholia）。忧郁指的是将失去的爱恋对象内化于主体的自我之中，因此，在异性恋家庭结构中，我们被禁止渴望的那个性别（通过父母）被内化，并成为生成稳定的异性恋性别角色的动力。简而言之，根据 Butler，年轻男孩无法渴望他们的父亲，意味着他们失去并因此内化了父亲（作为男性气质，即最初导致禁欲的那个二元角色），从而生成了他们的性别。
无论是从个人层面还是从认识论角度来看，这种基于排除的模型都有其独特的吸引力。同时，自 Butler 的理论提出以来，人们已清楚意识到，这些排除不愿涵盖的内容与其试图界定的内容一样重要。Butler 提醒我们，身份机制的问题中的那个“我（I）”总是超越基于排除的界定，总是溢出边界，而正是在这种溢出的过程中，生成了一种冗余，”这种冗余根植于且生成于试图穷尽关于‘我’的语义场的行为之中。”（309）。回到女同这一主体，我们不禁要问：这种冗余性是否曾在女同独一性的表述中被恰当地处理过？对于女同而言，这种冗余性是什么？它是女同独一性的对立面，还是女同独一性本身？换一个问法——也是我相信非二元女同所可能揭示的答案的起点——正如本文开篇所强调的：如果情欲能够解放其自身，那它就将与性生理特征的预设毫无关系。
由上述内容可以清楚看出，失去相关性的并非本质主义一面的女同独一性，而是给性独一性（sexual specificity）命名的这一行为和身份认同的结构，这一结构在当下非二元性别意识形态的兴起中已不再管用。尽管“被解放的情欲与性生理特征二元（binary sex）毫无关系”的这一观点与非二元及其对那些预设的拒斥之间有着显而易见的联系，非二元所提供的意义远不仅仅是对术语的一种简单的颠倒。从结构上看，我们在认领一种身份时所做的排除，既是其所处时代的产物，也是伦理框架的再生产。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为了给那些以“女同”为符号寻求可行生活的人创造可生存的空间，不得已才需要靠身份机制里的排除模型。这一点揭示了一个重要事实：并不是女同独一性本身随着时间的推移失去了其地位和意义，而是身份机制的排除模型正在失去其作用。因此，对“女同”这一术语的复兴，关键在于它并不依赖于声称基进女同女性主义的全部思想“有误”或需要被“解救”，这恰恰是当代讨论中许多无法跨越的障碍之一。相反，“女同”能够部分得以复兴，如上所示，因为它对其语境具有响应性。在接下来的部分中，我将探讨非二元对基于排除系统的身份机制所揭示的内容，以及在“身份”之外，是否存在某种既能够替代身份、又足以承载性独一性重任的结构。正如 Leslie Feinberg 所言：“我们需要借力以创造一种能够厘清我们是谁、而非我们不是谁的新世界观及新概念。”（1998: 27）
对非二元女同兴起的理论化研究，可以为带我们洞悉这一号召是如何被回应的——这种回应方式无法与身份的排除模型兼容，但却为那些被珍视的概念带来了新的生机。
**非二元时刻 &女同独一性的温存 **
巴黎游行中的非二元旗帜（图源维基百科）
作为意识形态的非二元
为了开始对非二元女同的理论化探讨并对当主体（subject）选择一种不同于基于二元排除的身份模型时，独一性概念会发生什么变化进行评论，我们需要首先澄清“非二元”这一术语的含义。我并不认为非二元作为一种身份的形成过程与女同相同，因为它并不具有前述所有其他身份所共有的排除性基础。不如说，我倾向于将非二元视为一种主体位置（subject position），并伴随一种关于性别的意识形态，一种主体可以占据其中的特定的空间，而我将其称为我们当下的“非二元时刻”。 [5]
作者注
** [5] ** 在阐释这一概念时，我借鉴了 Kadji Amin（2016）提出的“跨儿时刻”这一概念，即跨性别叙事高度可见以及围绕性别身份的论述不断扩展的特定时刻。
尽管作为性别标签的“非二元”的近期流行尚未在学术界得到令人满意的阐释，其与性别相关的应用自2010年开始增加，并在2017年和2018年达到高峰 ** [6] ** 。在现有的试图定义该术语的学术研究中，非二元性别通常以较为直白的术语呈现给读者，掩盖了其多样性与潜力。这部分是由于其尚未形成一致的定义，因其经常被用作一个伞式术语，且缺乏一个基准性的叙述。如果从现有的学术文献表面解读，非二元性别可以总结为：既不认同为男性也不认同为女性、同时认同为男性和女性、不同时期认同为不同性别，或不认同为任何性别的这几种情况下的性别身份（Richards et al., 2016）。非二元既可作为一个独立标签使用，又可作为一个伞式术语，将历史更悠久、拒斥性别二元对立的其他标签包含其中，这两种用法之间存在紧张关系 [7] 。这些用法本身，甚至可能包括“非二元”这一术语，都是问题的来源之一，揭示了人们为何对“非二元”这一概念没有形成共识：那些可以用简单的含义来描述他者的话语都很讽刺性地是二元对立的。学术资源在这一点上的进展也很有限，或许暗示了即使是酷儿理论的解构性议程也面临着局限性——它过于依赖反规范性，但依然以一种持续的二元方式运作（即强调“非二元”中的“非”字），这提醒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模型来用以重新思考性别（gender）与性向（sexuality）。本文的目的就是要去迈出能够超越这些局限的第一步。我使用“非二元”这一术语，明确指代其在过去十年中模糊而广泛的实际使用现象。我用它来指代一种假定的主体位置及其相关的性别意识形态，这种主体既源于“跨性别”和“酷儿”的框架，又从中脱离。它在文化中的使用看似缺乏统一性，但其核心在于拒绝身份与指派性生理特征（assigned sex）之间的关联。
作者注
** [6] ** “非二元”一词与性别相关的使用是一个近期且局部化的现象。谷歌趋势的分析显示，这一术语自2010年左右开始出现使用高峰，并持续至今，主要集中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英国
（见https://trends.google.com/trends/explore?date=all&q=non-binary%20gender）。
** [7] ** 术语如“中性化”（androgynous）、“泛性别”（pangender）、“双性别”（bigender）、“性别流动”（gender fluid）、“无性别”（agender）、“中性”（neutrois）、“性别中立”（gender- neutral）以及“性别酷儿”（genderqueer）也被认为是“非二元”身份的一部分，因为它们拒绝或避开了二元的性/别（sex/gender）指定（见 Richards 等，2016: 96）。
公众的关注表明， 对非二元身份认同的诉求（例如对无性别洗手间的倡导、语言意识的提升等）不仅仅关乎个体，还涉及对被习以为常的二元对立为基础构建的社会进行重构 。这种诉求之所以引发关注，很可能是因为非二元性别的概念与我们社会以二元性别为基础的方式存在明显冲突。许多非二元视角因此要求建立新的性别意识形态。非二元经验不仅仅是创造出一个在现有性别或身份模式逻辑中运作的新主体位置；倒不如说，非二元主体位置对我们理解性别身份的基本术语提出了批判性的见解，从而需要一种意识形态支持，但这一点尚未被深入探讨，我期待未来的术语能够补充当下能力所无法覆盖的部分。尽管乍看之下，给这个二元对立进行命名，并与之形成一个新的对立，似乎会固化这一基础二元的力量，但我们可以接触到的非二元叙事（例如 Bornstein 和 Bergman, 2010；Rajunov 和 Duane, 2019；Spoon 和 Coyote, 2014）通过两种方式瓦解了排除模型：一是脱离传统的跨性别叙事（即对被指派的阴柔气质感到不适或违和感就必然意味着对男性的认同，或反之亦然），二是以特立独行的方式谈论性别 [8] 。 非二元之所以难以被精准定义，正是因为它 既不依赖于性别、性向与表达之间既有的对应关系，也不依赖于对这些关系的传统拒斥性叙事 。
作者注
** [8] ** 跨性别与非二元之间的关系并不简单。许多人认为非二元自动符合跨性别的定义（参见 Stryker 2008将“跨性别”定义为“从最初被指派的性别位置转移出去”），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跨性别需要通过过渡过程到达某种可识别的性别目的地（见 Prosser, 1998），因此与非二元相对立。我对“跨性别”一词的使用并不排除非二元，并支持跨性别能够标志对性别二元和性别目标的拒绝的定义。然而，我承认这种涵盖性仍然存在争议，也存在对将跨性别学术简化为酷儿最初定义的边界挑战的批评（见例如 Chu 和 Drager，2019）。通过在定义上将非二元置于传统过渡叙事之外，我的目的是强调其对以排除为基础的跨性别身份逻辑的拒绝（这一逻辑可追溯至20世纪50年代医疗诊断标准的创建），而非暗示跨性别本身或当前的实践具有排他性。
我主张，比起一种身份来说，非二元其实更多是一种框架性的意识形态。它没有规定性的内容，没有特定的行为准则或审美要求。它被跨文化和跨种族地应用 ** [9] ** ，并与无数其他标签并存。与“女同”不同，非二元并不试图指示某种特定的他者关系，或与其他性向或性别设定的对立。这一点开始揭示出非二元的独特之处，因为所有对他者关系的指示，都势必会基于一种排除的行为，而我们通过这种行为体验到所有的关系性。非二元对规定性的缺乏常常导致人们将其视为酷儿框架的延伸，或者认为它是酷儿身份不断扩展下的又一个分支，与酷儿所倡导的非规范性、模糊性和反结构主义价值观无缝对接。然而，正如 Wiegman 和 Wilson（2015）以及 Sedgewick 和 Frank（2003）所指出的，酷儿视角本身往往会因试图反对既定规范而陷入对立性与否定性之中。我将此议程视为ta们思想的延伸，即：我们是否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想象“酷儿”视角在减少对直接对立的依赖后可能发展成什么样子，它是否能够扩展到完全属于自身的独特空间。尽管酷儿与非二元在对主流框架的干预方式上显然存在联系，我坚持，当下这个时刻，无论是从个体还是集体层面，我们都被迫以一个创造性的方式去面对那些可能存在于我们对全面化的二元理解的周围、之外、之内或毗邻的事物，而这正是一个独特的契机。非二元挑战的是身份，二元以及排斥的过程之间密不可分的连接。此刻，它尚未也无法被固化为某种特定的身份：它既非完全的跨性别，也非完全的顺性别，也不要求超越其基础意识形态之外的特定或固定形式的越界行为。
作者注
** [9] ** 尽管研究表明种族塑造了非二元的概念化（见 Sarfaty, 2016），但非二元并不专属于白人词汇。然而，所谓代表非二元群体的文化形象主要是白人和中性化的。这引发了有色人种非二元者及其盟友挑战这种表征的有力行动，包括2018年在推特上流行的标签 #NonBinaryIsntWhite。许多人认为，非二元与跨性别和性别规范的脱离，与反殖民和种族抵抗的计划相关，这些计划将二元思维与西方帝国主义联系起来（见例如 Nicolazzo, 2016）。然而，非二元中将白人性与阳刚气质描绘为中性类别的隐蔽方式，需要更深入的分析。
尽管非二元的基础在于对二元性别体系本身的排除，但它并未根本性地排除任何其他类型的性别表达。因此，非二元真正排除的，是现有的性别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不仅坚持将生物学上的性征（biological sex）与性别（gender）关联起来，还进一步促使性别与外貌、描述与存在之间的联系。这种对意识形态的排除，与基于某种存在状态或行为集合的排除作为身份基础并不相同。举例来说，一个在出生时被指派为女性的个体（AFAB），可以选择保持一种显而易见的阴柔化外貌，同时使用非二元这一标签，来显示其充分的意识并主动地去拒绝对这种对阴柔气质加以指派和规训的系统。阴柔气质——或在此例中任何与性别化经验密不可分的内容，在非二元框架下被与性生理特征（sex）解耦（decouple），被有意地与被规定的“女性身份”解耦，被与本质主义的身份解耦，但仍以一种非排他的向量形式存在。在非二元的语境下，它的存在既不指示“非男性”，也不指示“女性”。除了排除性别化的界定（gendered determinations）作为意义的原则，非二元不必排除其他任何东西。
非二元并不包含酷儿所追求的对自我的彻底瓦解，也不完全基于对可能性的限制：如果一个人既“非男性”又“非女性”，彻底摒弃一切被编码为男性化或女性化的内容，并完全违悖指派给这些性别的“适当”的行为规范，那么性别经验就无法定义这个人了。然而，非二元并不拒绝这些事物，也并不依靠严格的排除来定义自身，而是对行为、审美、词汇的意义进行重构，使其脱离既有的二元化界定。尽管非二元与酷儿的精神没有本质上的断裂，但正如我主张它与女同之间也不存在本质上的对立，将非二元解读为酷儿谱系中的一种等价运动，是一种错误。因为这种解读方式将这一现象的思想与意义局限于旧有的进步叙事和二元框架之中。Halberstam（2005）曾对这一解读进行过探讨，将当今的“性别模糊个体”描述为“一种未来性本身，是对性别灵活性的后现代承诺的某种英雄式的实现”（18）。我所提出的是当代非二元的使用可能更准确地代表了一种断裂，而非某种对特定酷儿逻辑想象性的实现。这并不意味着非二元构成了一种新的概念边界，也并不暗示它在实际应用中能够不被历史包袱或权力等级所束缚。然而，我主张，非二元不具备规定性与排他性，使其能够比酷儿更广泛地被多种主体接受，尤其是考虑到二者在其兴起的政治语境上的差异。
** 思考非二元女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契机去审视这一新兴意识形态对身份与性向概念本身的影响。 ** 在现有框架之外思考非二元就是从它在当下语境中所满足的目的开始，正如女同在过去数十年的不同语境中以多样方式回应社会需求。例如，我们可以回到 Henderson 的观点：跨性别政治需要避免滑回到一个二元对立（顺性别/跨性别）的这样一个意味着天然的割裂的框架中，而这种割裂削弱了跨性别本可以提出的许多基进政治议程，并构建了一种性别规范化主体，以寻求（顺直世界的）宽容。非二元（尽管常引发争议）告诉我们，我们不必成为某种特定的主体才能拒绝主流意识形态的束缚。它尽可能地回避了权力所提出的“要求”：即必须是可被认知的，必须屈服于权力，必须“无休止地解析身份的细节”，并将其重新归入定义它的权力结构之中（Menon, 2015: 2）。
非二元女同的崛起
非二元女同尚未在学术研究中得到讨论。正如 Clare Hemmings所恰如其分地指出的，少数群体亚文化中有许多部分并不符合我们对它们的主流叙述，更遑论那些试图理解其正处于发展中的独特性的学术叙述。众多关于“女同”一词的近期应用的语言学研究就呈现了类似的情况：研究表明，这一术语正在被拒绝边界、拒绝固定性和拒绝性别独一性的术语所取代 ** [10] ** 。解释这些数据的理论倾向于使用身份政治的二元叙事框架来分析这一趋势。例如，女同女性主义者 Bonnie Morris（2016）将这一趋势解读为对那些不以男性为中心的身份的攻击；而从酷儿理论视角出发，Jack Halberstam（2005）认为，年轻人越来越觉得标签具有压迫性，无法在“后性别”的新自由主义世界中捕捉ta们的独特之处（18）。然而，无论是由于时代背景（Halberstam 写作时与非二元相关的具体语言尚未出现），还是因为像 Morris 那样连贯论述的吸引力，这些分析都未能触及到这样一个日趋明显的现象：有越来越多的主体正在将非二元对现有性别范式的拒绝，与女同在这一范式中形成的独一性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一个逐渐扩大的非二元女同群体。
作者注
** [10] ** Russell 等（2009）指出，像“男同”“女同”和“双性恋”这样的传统标签对当代青少年来说已失去了意义。Vrangalova 和 Savin- Williams（2012）的研究表明，大多数非异性恋者现在会用不确定的术语来描述他们的性向（例如“偏男同”“双性恋”或“偏异性恋”），而不是选择光谱的任一端。术语如“酷儿”和“泛性恋”使用率显著上升，尤其是在那些已经使用非二元性别身份标签的人群中（见 Eisenberg 等，2017；White 等，2018）。这显然与围绕非二元身份发展出的意识形态相关，因为使用这些性向标签的主要原因在于它们不假定二元顺性别身份，也不指定使用者所被吸引的人的性别身份（见 Galupo 等，2016）。大约60%以上采用开放、无性别术语趋势的人出生时被指派为女性，且他们中的大多数年龄在21岁以下（见 Kuper 等，2012），这解释了为何这种转变在女同群体中引发的紧张比其他群体更为深刻。
关于术语使用的最新数据揭示了“女同”与“非二元”的结合趋势。在 Oakley（2016）关于、 Tumblr 个人简介上术语使用情况的研究中（这是一个目前非二元、跨性别与酷儿叙事蓬勃发展的空间），最常使用的性别身份术语是“跨性别”（trans）、“性别流动”（genderfluid）和“性别酷儿”（genderqueer），这些术语最常与性向术语“酷儿”（queer）和“双性恋”（bisexual）一同出现，而“女同”（lesbian）紧随其后。在 White 等人（2018）关于性向与性别标签的结合使用情况的大规模分析的研究中这种组合出现的现象也得到了进一步确认。虽然 White 等人的总体发现是传统性别标签（女性、男性）主要与传统性向标签（异性恋、女同、双性恋）结合，而更开放的性别标签（不同的different、其他的other、性别流动的）则与类似的开放性向标签（其他的、泛性恋、酷儿）结合，但他们的数据还显示，不同的性别”与“女同”以及“性别流动”与“女同”的共同出现占据了其前30个共同出现对的显著比例（249）。这种共同出现现象违悖了主流假设，即非排他性的性别标签必须与非性别化的性向标签（如“酷儿”“泛性恋”）搭配使用。这表明，处于一种新兴的非二元意识形态中的一些个体，正在以不同的方式使用性向标签，包括对“女同”这一术语的使用。
此外，围绕“非二元女同”这一身份的文化对话正在展开，其中的分歧与激烈讨论表明，这一身份中被感知到的冲突已然引发争议。尽管以下引用的文章并非学术来源，但网上社论是少数几个“非二元女同”讨论开始浮现的领域之一，作为人们如何在生活中体验和思考这两个术语之间联系的指示性表现，它值得关注。
其中一些讨论仅仅试图通过个人视角来解释“非二元”与“女同”如何能够共存。一篇发表于 2018 年、题为《你能同时是非二元和女同吗？》（ Can you be both Non-binary and lesbian ）的 PinkNews 文章提供了匿名的个人证言：
“我不认为这两者是互斥的——女同并不总是严格认同为女性，[一直就]有许多不符合性别规范的女同。”
“我的性向是女同，同时我的性别体验也是女同——我知道有些人开玩笑说那ta们的[性别]还能是（gender）是‘铁T’（dyke）或‘拉子’*，但这确实是我内心的真实感受。”
（Ashenden, 2018）
译者注
** * ** 原文为Dyke and lesbian，其中Dyke原先为对女同群体中特别是比较阳刚偏T的群体的侮辱性称呼，近年被女同运动者收复。
其他文章将非二元女同描述为一种简单的中间地带，适用于那些既认同女性气质又被女性或认同女性气质的人吸引的非二元个体，或者适用于在性别之间游移的人，其中至少一种性别认同包含某种程度的“女性认同”（即使这种认同仅限于特定情境，例如性行为当中）（Finch, 2016）。
然而，大量关于非二元女同的评论并不如上述那般积极，反而回溯至许多此前讨论过的排他性身份政治。Katie Herzog 在其2018年的文章《如果未来是非二元的，那将是女性的暗淡未来》（ If the Future is Non-Binary, it’s a Bleak One for Women ）中声称，非二元“抹除了”顺性别女性和跨性别女性的存在，是一种幻想性的方式，用来将自身从女性身份所伴随的压迫中剥离出来。她指出，随着认同非二元的人群增加，一些人正在“主张以一种去中心化女性概念的人群为核心，来取代对dyke文化的赞颂”，并批评称“很难看出这其中有什么进步性”。类似地，黑人铁T（butch）女同活动家 Pippa Fleming 将非二元的兴起与父权制和基于性别的压迫联系起来，声称“性别身份运动试图将‘女同’重新塑造为‘酷儿’，并宣称‘任何人都可以是女同’，这一切无异于（对女同的）抹除”（2018）。
显然，非二元女同正逐渐流行起来，但在其尚未充分展示其潜在挑战能力之前，就已被重新纳入二元化的讨论之中。为了展示非二元女同如何以当前文化讨论尚未涉及的方式，颠覆身份的二元体系，我将回归 Monique Wittig 关于脱离二元女性身份的女同独一性的丰富的理论探讨。
Monique Wittig 笔下的非二元女同
Monique Wittig ，1985年
为了理解这一日益发展的非二元意识形态如何与那些具有丰富独一性的身份相互作用，有必要参考 Wittig 的“女同”这一例子。Butler 和 Henderson 都曾在女同身份政治的语境下对 Wittig 的理论进行了深入分析，而我将基于ta们的研究进一步论证，Wittig 笔下的“女同”是一个非二元化的形象，ta在脱离过度的排他性定义的同时，依然保留了女同独一性。事实上，我也想要展示，女同独一性（即此标签的内涵——当我们做出排他性主张时那些溢出的可感部分）会在这一部分里发展得比其他模型更好。不禁让我们思考：当一种性身份（sexual identity）被从其排他性的框定中解放时，会发生什么。
对于一些人而言，对“女性”的拒绝似乎削弱了女同的独一性，而 Wittig 却将其视为女同独一性的根源。她主张，女同不是女人，因为女同摧毁了异性恋范式中自然化的连贯性——在该范式中，“女性”仅在从属于“男性”的关系中才具有意义（1993: 103）。因此，在她看来，那些赞颂“女性”概念的女性主义，并未力图消灭令其受制的阶级，也就重新生产了自己的压迫（她指出，这也是为何关于女同独一性的“新”理论会变成安于现状的死循环的原因）（1993: 105）。她还将这一问题与“顺直社会”基于“每个层面上对‘不同/他者’的需求”（1992: 55）联系起来，而她认为这种“不同”是一种虚假的本体论。在政治层面上，她认为，女同与男同有责任停止使用“差异性的语言”、女性与男性的语言，认为这些性身份的独一性从一开始就应该包含一个反对性别二元的成分。
那么，Wittig 对女同独一性的理解是什么？秉持其反本质主义的观点，她并未提出任何具体内容来填补“女性”这个概念被移除后留下的空白（Henderson, 2018: 197）。她同样拒绝将女同独一性狭隘地定义为一个性独一性（sexual specificity），指出“[女同主义远不止是关于性的。女同主义打开了人类的另一个维度（因为它的定义并非基于性生理特征的‘差异’）。今天的女同正在发掘一个超越阳刚与阴柔的维度]”（Wittig, 1979: 117）。这种开放性与当代非二元意识形态产生了共鸣，并有意规避了身份机制的排除模型。更重要的是，这表明 Wittig 致力于维持一种脱离其基础体系的女同独一性，并且这一独一性的表达超越了身份政治，将“女同”体验的丰富性与“女同”政治的解放目标相联系起来。
的确，当今非二元女同的自我主张似乎呼应了 Wittig 的许多预见。例如，一位在 PinkNews 文章中匿名发言的人表示：“[作为女同，你挑战了可能是存在的最大性别角色之一，就是你的生活应该围绕男性展开的这一点；而这恰好与非二元身份不符合性别预期的特性相辅相成]”（Ashenden, 2018）。另一位评论者分享道：
“非二元基本上是一种理解我性别感受的方式，因为我不再依赖社会期待我拥有的异性恋和以男性为中心的视角。[……] [女性身份的社会语境是什么呢？不过是男性的二元对立面，目的是找到一个合适的男性伴侣。] 如果没有这个目的，我们根本不会将两者区分开。当你明白自己永远不会与男性在一起时，这种划分就完全随便且无意义了。那么，如果你只对一个性别感兴趣，性别的意义又在哪里呢？”（Bouris, 2018）
Wittig 的理论提供了更多有助于理解“非二元”与“女同”这两种身份如何共同运作的洞见，并揭示了如何将其转化为一种重新思考身份政治的新模式。Judith Butler（2007）指出，Wittig 并非简单地通过颠倒压迫的术语来对抗权力体系。相反，她普遍化了 [11] 女同的视角（520），并将其扩展到一个超越女性身份的激烈程度。这或许为在 Wittig 和 Butler 的时代被视为与女同身份对立的主体打开了边界。通过这种方式，Wittig 为我们展现了，普遍性的视角不必是霸权性的。在她的理论中，与西方思想传统所建立的二元排除体系相对立，普遍性并非男性化的。相反，在她的文本中，“女同的视角通过无需依赖男性化的存在而显现，挑战了‘男性化的即普遍的/一般的’的假设”（Henderson, 2018: 198），从而揭示并驳斥了“性生理特征的类别预先决定了谁的视角有资格成为普遍性视角”这一观念（Butler, 2007: 522）。
作者注
** [11] ** 虽然 Butler 的文章更全面地探讨了普遍化的概念及其对酷儿政治的影响，但这一具体关切更多地与20世纪90年代的酷儿政治相关。我在此借用 Butler 的观点来说明 Wittig 如何进一步将女同从二元身份的关联中解放出来。
回顾 Wittig 的这一理论，揭示了非二元通过构建一种对抗排除模型的而非颠覆既有权力结构的意识形态，也同样昭示着：一个可能被视为少数主体位置（或身份）的事物，若其独一性能够在自身的话语下，而不是在为其设限的权力关系下展开的话，才能有更好的发展。非二元因拒绝固定其含义，并通过重新赋予意义使其脱离既有的二元决定性，同时又不重蹈其画地为牢的覆辙，表明我们并不需要成为某种特定类型的主体，才能拒绝这个限制性的意识形态，实践对抗性政治，或与其他人团结起来。Wittig 的理论进一步证明，这对于女同而言是一种解放，因为女同的生活、情欲和文化只需语言上的一次转变，便可以开始为自己定义，开始发展自己的本体论（Butler, 2007: 525），并在不受强制性排除的条件下形成强有力的独一性。
将“女同”与“非二元”结合，同样让女同独一性得以蓬勃发展。过去有许多观点认为，伴随酷儿而来的类似开放性对女性身份的存续产生了负面影响，甚至消解了其意义（Humphrey, 1999: 226）。非二元将这种开放性扩展至整个性别差异体系，尽管它也可能被合理地指责为对女性身份的进一步侵蚀，但非二元女同的例子却表明了一个相反的可能性：非二元为女同独一性，以及其所有的溢出与细微之处，提供了一个脱离对立框架的表达空间。如我之前所述，非二元采取了更进一步的行动，其将自身的普遍化置于少数群体框架之外。我们不需要抛弃女同独一性的一些重要方面（例如那些我们可能称之为“女性化”的关怀模式、情欲性以及关系性），而是将其重新赋予意义，使之脱离二元性别中的“女性化”界定，从而使这些特质能够以更具意义的方式被视为“女同”的特质。
解放情欲：
关于后身份时代的性独一性的思考
Venus and Adonis (Rubens, 1635)
在本文中，我论证了当代的性向与性别身份需要一种新的表述结构，而非二元女同提供了一个范式性的例子，展示了非二元意识形态如何通过保留曾有排他性的标签，以破坏其建立在二元对立基础上的框架，同时让这些标签的独一性得以延续和深化。最后，我想回到一个更广泛的问题，即非二元性别对我们体验和认同特定性向的影响，这些性向似乎总是依附于性别的一致性上。如果排他性会导致溢出/冗余，如果在这种排他性中我们无法表达作为女同经验独一性（或其他任何试图捕捉我们与他者关系的含义的身份）的那种体验，那么，将其从这种排他性中解放出来或许能够使其以一种正面的而非负面的方式，不受二元对立所束缚地表达自身。这似乎为性的独一性开启了一个新的空间，正如 Wittig 和 Butler 所提出的那样，为我们指明，任何关于“非二元会导致女同灭绝”的担忧都是错置的。
这一点可以通过重新对比对本文开头 Wittig 引文的两种可能解读再次得以体现：“如果情欲能够解放自身，它将与性生理特征（sex）的预设毫无关系。”这一句话如果被解读为——被解放的情欲会毫无区分地流向两种性生理特征、男性与女性之间及其内部，则可能显得对女同独一性怀有敌意。然而，如果我们将其理解为被解放的情欲可以是特定的欲望——例如对某些身体形态的欲望、对某些构建的或有意为之的被性别化的审美的欲望、对某种情感关系的欲望，或对某些政治导向的取向的欲望——而不必与那些预设的决定性规范联系在一起，那么非二元就显现为一种强化而非削弱女同独一性的介入。尽管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但有必要将这些论点扩展到其他性独一性及其独特的政治性中。 那些曾被认为在某些方面具有限制性的标签（如男同、双性恋、铁T等，以及许多其他标签），或许同样能够在非二元意识形态中获得维护和解放。
这一对性别与性向的新视角的开端，也为弥合女性主义与酷儿/跨性别政治之间的分裂做出了贡献，一如 Henderson 的研究所力求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回应了此前尝试思考性向要如何超越将女性主义绑在一起的性别框架时所面临的一些局限，例如 Martin 的研究。尽管 Martin 在酷儿/女性主义辩论的语境下就这一问题提出了许多卓越的见解，但通过非二元来开启这些讨论表明，与女性主义的冲突从来不在于对性别的强调，而在于对性差的强调。我在上文中关于非二元如何加强女同独一性的论点，同样可以应用于政治语境，即这些对性别的思维方式的扩展也可以让女性主义政治更健康地发展，避免让自身努力成果付之东流。
值得我们记住的是，促成这样一个结论的前提是：尽管“女同”被认为濒临消亡，它却以一种令人惊奇的方式得以存续、重获重视并不断演化。这也告诉我们，通过重新开放其意义来维系这一概念的生命力，“女同”这一术语依然在被足够地尊重、关注与投入。而在我们带着非二元女同的能量继续前行时发现的更令人振奋的是，非二元女同并非某种宏大、目的论式变革的终点：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在身份政治框架之外来思考主体存在的方式，一种可以被延伸至其他边界争议的语境的方式，它会一直发光发热直到有一天这个概念也有了局限性，需要被新的概念取代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