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气质的困境：女性气质从女性主义 / 女同性恋 / 酷儿的美学、意象和概念化中被去除
女性美学和女同性恋女性主义
_因此，femmes [1] 成为双重否定的受害者。在过去，她们在文化上与异性恋妇女（heterosexual women）没有足够的区别，不足以被视为打破性别禁忌；而今天，即使是在她们的历史语境之下，她们看起来也不够女性主义，不值得受到作为开创性女性的关注或尊重。 _
(Nestle, 1992a: 140)
编者注：
[1] Femme(s)指富于女性气质（femininity）的女同性恋者。Butch(es)指富于男子气概（masculinity）的女同性恋者。
因为femmes自豪地展示了女性气质，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者（lesbian–feminists）认为她不能理解自己作为能干、强大个体的全部潜力。女性曾经视作吸引和认同有力工具的符号被女同性恋女性主义（lesbian–feminism）定义为“父权制的工具”。
_(Maltry & Tucker, 2002: 93) _
整个1970年代传达给femmes的信息是，她们必须改变自己的风格和外表，以便被接受为女同性恋女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该运动的成员被期望穿着同质化的服饰，包括工作服、结实的鞋子和一个背包——这种伪装很容易被定性为男性化的，但在理论上却被表述为性别中立或雌雄同体（androgynous）的。女同性恋女性主义者呼吁坚持政治义务和性别外观之间的相关性，包括“放弃内在的女性气质（femininity）”（Sheiner, 1997: 132），这需要放弃裙子、高跟鞋、化妆和女性的身体姿态——所有这些都被解读为屈服于父权制度对女性身体的控制。拒绝承认女性化是一种合理、合法的女同性恋形式，这迫使女性在女性气质和女性主义之间、在背叛此运动的价值追求和背叛她们自己的性别选择之间，做出不可能的选择。“如果我穿这些衣服是因为我害怕自己人的评判，那么我就是另一种背叛者，这次是背叛我自己女性化的个人风格，因为这种风格代表了我对我的女性身份的选择”（Nestle, 1992a: 142）。
对femmeness能否作为女同性恋的一种形式的反复争论，使女同性恋者陷入了一种分裂的身份认同，使对女同性恋的认同以否认女性的自我（femme self）为条件——这种自我表现了她们自己对女同性恋性别（lesbian gender）的特殊变化。 正如Millersdaughter(1997)所证实的，“我为自己辩护，认为自己绝对是女同性恋[……]。而且我一直拒绝接受femme这个名字，因为它……是直女的简称”（120）。femme的可疑地位也导致许多人在刚出柜时不情愿地放弃了自己的女性气质，并在后来的阶段重新找回了女性气质，这时她们在自己的身份中“更舒服、更稳定”，因此能够“穿得更少女”（Slone & Mitchell, 2002:109）。许多femmes证明，只有当她们积极地塑造了所需的“女性主义制服”，一个不那么女性化、更雌雄同体的外表，她们才被视为可靠、真实的女同性恋者（Maltry & Tucker, 2002; Nestle, 1992a; Sheiner, 1997; Soares, 1995），而任何拒绝放弃女性化的行为总是被阐释为错误意识和与女性主义疏远的标志：“令我愤怒的是女性主义，尤其是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我很生气，因为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它传达的信息一直很明显：作为一个是femme的女同性恋，我不被认为是值得解放的”（MacCowan, 1992: 302）。放弃“内在的女性气质”的要求，实质上是通过从内在本质上重新配置女性气质，否定了femmeness作为一种被选择的性别，这样做是为了维护性——性别——性存有（sex–gender–sexuality）机制的异性恋建构，这种机制既规定了性别和性之间的必然一致性，又把社会接受作为对性别规范的调整的前提。正如Sheiner（1997）所认为的，这是1970年代女性主义的一个明显的意义，它开始是“一种反叛和摆脱压迫的方式”，但它本身却成为 ** “一种新的压迫形式” ** （ 137）。
这场运动构建了女同性恋者无性别、独立、自信的统一形象，促使参与者迫切地走出“女性气质柜”（femininity closet），这场运动急于抛弃任何被认为是压迫性的框架，却没有考虑到女性为这种让步所付出的情感、精神和经济代价。尽管这一运动是建立在抵制对女性性别压迫的基础上，它对femme的排斥再现了一些相同的机制，通过这些机制，妇女，特别是女性化的妇女，被整个社会压迫，让femmes承受“妇女在妇女解放运动早期普遍抗议的负面抨击”（Gomez, 1998: 106; Ruby, 1993）。一个特定共同体的风格和美学，虽然是其独特身份中不可避免的合法组成部分，但从来都不是在文化和政治的空白中形成的，并有可能确认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的范式。由于femmes的女性气质使女性面对自己内化的压迫，女性污名（femme stigma）反映的不仅仅是厌女症，更具体地说，是 ** 对“下层”妇女或妓女普遍的刻板印象 ** 。“我们知道，没有什么，没有人，比femme更被鄙视。他们告诉我们，femme是弱者。愚蠢。古板。以自我为中心。被男性识别的。父权制的工具。Femmes对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或应该感到羞耻）……”（Donnelly, 1995: 34）。
将femmes定性为优柔寡断、没有教养、廉价或俗气，暴露了女同性恋女性主义将淡化性别（gender）角色和避免明确的性态（sexuality）作为阶级同化的要求，其目的是反映白人中产阶级妇女的价值观，而忽视了阶级、种族和民族对性别（gender）和性存有（sexuality）的不可避免的影响。尽管运动的目的是为每一个女同性恋者提供一个安全的空间，但它将femmeness排除在女性主义/女同性恋的美学之外，这披露了 它构建了一个新的强制性尺度，宣布某些性别表演是适当的，并否定了其他表演，从而揭示了使女性主义/女同性恋的可见性成为可能的条件。 对femmes的抹杀，要么是通过强迫她们压抑自己的女性气质（femininity），要么是通过剥夺女性化外表的合法性来实现的，这不仅源于将femmes与异性恋妇女区分开来的困难，还源于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者自己与内化的厌女症的斗争。因此，我建议，正如历史上对femme的排斥剥夺了“不仅她的身份，还有对她身份颠覆性的任何理解”（Maltry & Tucker, 2002: 94），所以将femme纳入女性主义历史和女同性恋类别，可能不仅仅是促进femme作为一个可理解的女同性恋选择的恢复：通过将femmeness定位为与女性气质进行有意识协商的产物，以及对性别特征的积极筛选和对特定女同性恋性存有（lesbian sexuality）的调整，将femmeness纳入其中就能发现对性别普遍化的一种可能的抵抗形式，以及对性别（gender）和性存有（sexuality）之间所谓必要关系的有效破坏。
女性气质的神话
自1970年代以来，女同性恋-女性主义塑造了核心的激进女性主义（radical feminist）观点，并留下了一个概念遗产，继续对女性化妇女的女性主义地位（the feminist status of feminine women）产生怀疑。例如，Dworkin（1987）认为选择女性化的性别实践不仅是对父权制的 服从 ，而且是与父权制的 ** 积极合作 ** 。她认为女性气质和满足男性需求之间有着牢不可破的联系，并不允许人们想象异性恋经济之外的女性气质。也就是说，女性气质标志着自我定义和主体化的尝试，而不是受害和客体化。
尽管像Dworkin这样的立场具有代表无数妇女的力量，她们确实希望 ** 完全摆脱女性气质 ** 的常规准则，但这种观点无法解释那些不能从女性气质模式中退出的妇女，特别是那些自己对女性气质的理解使她们感到“性的力量”（sexually powerful）（Nestle, 1992a: 141）的femmes的经验。Dworkin声称，女性气质必然使女人被男人奴役，并使她们彼此疏远，但他没有认识到，在（butch- femme）女同性恋的语境下，femmes对女性气质的重新认识，femmes通过使女同性恋的欲望对其他女性来说可读，而扰乱了异性恋范式。Bartky（2002）承认，日常的性别实践可能会作为颠覆性的场所，因为女性团结是基于她们对维护女性化规范所需的严格措施的相互理解。但她认为，在一个由强制性的异性恋主导的文化中，姐妹情谊或女性间性爱的潜力不可避免地被掩盖或被竞争所取代。接续Bartky的观点，我建议femmes通过对女性气质的颠覆性的酷儿化使用来实现这种潜力，尽管它与性别规范有相互关系，但不能被还原为性别规范。与其强制执行男女之间的二元差异，分割女性并使其性别普遍化，femmes的女性气质不仅在情欲上连接女性，而且还用于解决一般女性与女同性恋之间的性别细微差异，将多个符号与“女性”和“女同性恋”的符号联系起来。
Naomi Wolf（1991）对“你太漂亮了，不适合做女性主义者”这句流行语的分析，揭示了女性主义和美貌之间的二元关系的构建，这对揭示女同性恋和女性气质之间的另一种平行二分法很有帮助。这句话反映了一种常见的文化观点，它表现出厌恶女性主义和仇视同性恋的刻板印象，将女性主义和女同性恋联系在一起，将两者与丑陋、失败的女性气质和缺乏选择联系在一起，试图阻止妇女认同为女性主义者或女同性恋者。这样一来，女性主义对美学戒律的批判，旨在瓦解压迫性的主流美学模式，最终被用来 ** 对付自己 ** ，形成了丑陋的女同性恋/女性主义者的神话，同时排斥和憎恨男人。激进女性主义试图抵制美学机器，这种机器阻止了对女性美的识别，除非她们遵守先前的性别和性标准；这导致了对“公平的性别”（the fair gender）的完全放弃，这再次确认了对性别（女性化的/雌雄同体的）和性存有（分别是异性恋/女同性恋）之间关联的压迫性要求，同时也通过忽视大多数女性仍然只能通过熟悉的性别棱镜识别自己是美的事实，剥夺了女性获得美的权利。
由于激进女性主义和女同性恋女性主义都只关注性别歧视对女性的影响，因此强调了远离性别惯例的重要性，她们忽略了处理厌女症塑造女同性恋恐惧症的方式，或者承认从内部颠覆规范的可能性，利用压迫性的前提来反对自己。也就是说，毫无疑问，“一个所谓的“丑陋”的女同性恋者的表现反击了隐蔽性[……]并发表了反对吸引力规范的政治声明”（Jackson & Gilbertson, 2009: 208）。然而，这种形象可能会被用来阻止妇女认同为女同性恋者，同时“一个‘女性化’的女同性恋者可能会对抗女同性恋者的男性化和没有吸引力的形象，从而吸引她们成为女同性恋”（Jackson & Gilbertson, 2009: 208）。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女性主义的要求与仇视同性恋的定型观念不谋而合，为性别歧视最基本的机制之一赋予权力： ** 创造一个同质化的女性形象。 ** 解除主张一种性别版本的女同性恋的需要，无论是雌雄同体、男性化还是女性化，都可能不仅有利于女同性恋者，而且有利于广大女性。
就女同性恋或激进女性主义的目标而言，这需要超越对单一的女性气质和美之间的必要关系的质疑，以促进女性美的积极表现，包括但不限于雌雄同体、男孩子气、男性化和女性化的美学形式。在研究历史上女同性恋者协商美学规范的复杂方式时，我们应该记住，“女同性恋者正在创造她们自己的美学规范，这些规范在不同的女同性恋亚文化中有所不同” （Farquhar, 2000: 227）。这并不是说女同性恋的美学规范一定不受压迫，而是说它们不能完全用压迫来解释，甚至有可能挑战压迫。
基于女性化的自我呈现而排斥femmes，反映了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拒绝承认各种形式的女性主义性别（feminist genders），包括那些不能或不愿意放弃女性气质的女性所选择的性别。激进的女性主义努力将妇女从付出沉重的身体和经济代价的性别实践中解放出来，但却未能确定同性恋者对女性气质的重新认识实际上意味着什么。这可以提供一个摆脱异性恋对美的控制的方法，就像femmes所做的那样，选择美丽，即使是以女性化的方式，也不一定意味着“以文化和广告作为原型的杀戮方式的美丽”（Albrecht- Samarsinha, 1997: 212）。
Femme的美学往往偏离了美学规范，表现出一种 ** 过度的 ** 女性气质，违背了诸如谦虚和纯洁的价值观。“Femme是对传统女性气质的颠覆；它是紧身衣、显眼的化妆、鱼网袜和口红”（Lowrey, 2009: 162）。此外，美丽神话利用肥胖来使妇女 ** 去性化 ** ，并将她们降为母亲，而femmeness则允许妇女重新定义她们肥胖的身体为美丽、性和性感。Femme对身体的重新认识既可以通过谈判主流女性气质（例如拒绝瘦和健康），也可以通过纹身、穿孔、朋克发型、滑稽戏服装或其他破坏女性和谐的形式重新表述女性的外表。这些表演中的一些较难追寻，另一些则明显区别于传统的女性气质，并被那些寻求能见性的女性积极采用。“只有当我带着穿孔和纹身出现时，我才开始被外界解读为同性恋”（Lowrey, 2009: 162）。
将“性感女同性恋”视为不真实的，也可能起到抹杀“femme”女同性恋身份的作用，将“butch”定位为“真正”的女同性恋。当然，“性感女同性恋”本身就是一个排他性的形象，不仅抹杀了对女同性恋身份的描述，也是对白人、漂亮、苗条、中产阶级女孩的描述。因此，如果“性感女同性恋”是女同性恋身份的主流描述，如果年轻女性没有其他的女同性恋性身份资源可以利用，那么作为“女同性恋”对于她们自己的性向的谈判来说，或许展现的更多是不可能而非可能。
_（Jackson & Gilbertson, 2009: 219） _
女性的努力不是为了取悦男性，而是致力于唤起和激励女性和其他性别弃儿，从而 ** 挑战女性气质的目标——异性恋的顺从 ** 。我提议，femme的表演有能力通过提出女性化的形式来消解美丽的神话，这些形式超越了美丽的使成条件，同时将女性化的神话进行到极致，有意识地模仿它们，使它们失去意义，通过宣布“你看到的不是你得到的”（Ruth, 2002: 15）来违背性别的承诺。
即使是无法从外部与女性化美学（feminine esthetics）区分的femme美学形式，也切断了美、弱点和顺从之间的联系，因为它们宣布了一种积极的性主体地位，挑战了美丽神话的目标。我认为，正是由于女性化性别（feminine gender）与女权主义议程或女同性恋性存有之间缺乏关联，才反驳了女性是出于无知或方便而顺从女性气质的神话，并揭露了femmes不是服从性别规范的好女孩，而是有意识地设计——违背女性主义要求和女同性恋期望——她们所选择性别的离经叛道的女人。
在这篇文章中，我试探性地和谨慎地使用了“选择”这个词，以主张和保持femmeness。我并不希望暗示完全的自愿 (这不可能适用于任何性别立场)，而是将一个特别脆弱的主体立场概念化，并以福柯对权力的理解和巴特勒对表演性的概念化为依据，列举出两个指导性的思考框架。将“选择”归于femmes，并不是假定性别自由，而是假定性别抵抗。也就是说，假设“没有不服从的点，权力关系就不可能存在[……]” （Foucault, 1982: 225），我认为femmeness有可能让femmes重新获得对其自我展示和自我认同的控制，通过与强迫的女性气质协商。显然，内化的性别角色和它们的颠覆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不断变化和出乎意料的；然而，它们永远被赋予了“权力”和破坏权力的潜力。尽管一些femmes由于其出生时被指定的性别而不得不重现女性气质，但鉴于问题不是“是否重复，而是如何重复”（Butler, 1990: 148），可以说，女性对模仿对象、地点、观众和表演灵感的“选择”，可能会对女性气质或重复本身的界限造成压力。
“非女”女同性恋者的迷思
女同性恋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个超越性别范畴（女人和男人）的概念，因为指定的主体（女同性恋）不是一个女人，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或者在意识形态上。因为女人之所以是女人，是与男人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我们以前称为奴役，这种关系意味着个人和身体的义务以及经济义务[……]，女同性恋者通过拒绝成为或保持异性恋来逃避这种关系。
（Wittig, 1992: 20）
虽然Wittig关于女同性恋者不是女人的断言可以说适用于女同性恋女性主义者对压迫性性别角色的抵抗，以及一些女同性恋者对男性化风格的偏好，但它还是巩固了一个 ** 同质化的女同性恋类别 ** ，许多人被排除在外。将“女性”这一类别简化为异性恋，并将女同性恋的欲望与女性主义的政治意识混为一谈，限制了可能的女同性恋性别的范围，并否认了女性化的女同性恋的实际存在，如femme。正如Hale（2006）所说：“Wittig对性的类别的分析，掩盖了人类通过性存有被性别化的方式和人类通过性存有进行自我性别化的方式的特殊性……”（286）。Witti将性抵抗（sexual resistance）置于性别抵抗（gender resistance）之上，既重申了对性别审美和性选择之间的标准要求，又再现了对“女同性恋”这一类别的更新过的、稳定的定义。我认为，Wittig呼吁拒绝“女人”这个类别，是与接受这个类别的规范性建构作为其唯一可能的解释联系在一起的；相比之下，用多种新的意义充实这个类别，可以更有效地破坏一个固定和连贯的性或性别类别的可行性，将女性视为女性气质的生产者。
在一个较早的文本中，Wittig（1979）通过将女性压迫与女同性恋压迫分离开来，同样放弃了“女人的问题”。“女同性恋者不是作为‘女性’受到压迫，而是因为她们不是‘女性'[……]而且，女同性恋者爱和渴望的不是‘女性’（异性恋的受害者），而是女同性恋者（不是属于男性的女性的个体）”（121）。这种分析在异性恋和女同性恋者之间制造了一道鸿沟，破坏了女性团结的基础，同时不仅忽视了一些女性 ** 没有生活在异性恋经济之外的特权 ** ，也忽视了 ** 性别歧视和恐同症 ** 之间的许多交集。它掩盖和压制了所有女同性恋者受到性别主义压迫的方式，无论她们是否选择保持女性化的性别，忽略了（或至少没有明确反对）一个看似合理的前提，即即使一些女同性恋者“摆脱”了丈夫的控制，作为父权社会的成员，她们也不能说是摆脱了男性至上主义。将女性气质表述为一种异性恋的意图，回避了女同性恋者通过性别受到压迫的不可分割的方式，因此当然地阻碍了相应形式的抵抗的形成。
Wittig以放弃女性身份的方式阐述女同性恋，确实将一些女同性恋者从被迫的女性身份中解放出来，但代价是 ** 将那些坚持认同为女性的人排除在外 ** ，将性别与性融合在一起。虽然所有的女同性恋者都拒绝“女人”这个类别的性成分——即异性恋，但只有一些人拒绝性别成分- 女性气质。Wittig的主张导致了对femmes特有的反抗形式的抹杀，因为这种反抗并不涉及对女性气质的完全否定，而是形成了一种新的女性风格，对抗甚至阻挠了异性恋制度所设定的目标。Hale对Wittig的批判涉及到她的观点对酷儿和跨性别者的许多重要影响，但没有考虑Wittig在女性气质（femininity）和女性化女同的女同性恋关系（lesbianism for feminine lesbians）之间的二分法对一般女同性恋者，特别是对femmes的影响。尽管他简短地指出她排除了“口红女同性恋者”（为了融入主流社会而采用规范的女性气质的女同性恋者），事实上，由于这一评论，Hale对femmes的忽略可能被（错误地）用来支持Wittig的最初论点。仅仅通过“口红女同性恋者”来说明女同性恋的女性气质，再次表明女性化的性别（feminine gender）只意味着顺从，从而掩盖了femme对女性气质的反常表演，以及femmes在可见的女同性恋社群或明显的同性恋伙伴身边的经历。
尽管Wittig（1992）对性类别的概念化，既是异性恋的产物，又是其延续的工具，使我们能够认识到任何对规范的性-性别-性存有（sex-gender- sexuality）连续体的破坏都是颠覆性的，但它最终对女同性恋可能颠覆规范的性别立场施加了不适当的限制。[……]因此，将所有女同性恋者纳入女性主义和女同性恋领域，无论她们是否被认定为女性，都需要阐明一个女同性恋类别，这个类别既包含又超越了“女性”类别，同时又不迫使女同性恋者在女同性恋和女性身份之间做出选择。请牢记没有一个类别可以明确地适用于所有可能的女同性恋形式——也就是说，不能保证“类别最终不会被它们试图赋予生命的性存有所破坏”（Butler，1998：225）。然而，我们可以也应该在这样的假设下进行，即对性别和性存有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的说明，将使我们更接近于对妇女抵制正常化机制的各种方式的映射，其中一些方式，正如femmes所展示的，并不疏远于女性气质。
对butch的重新认识是否能激发对femme的再认识？
[……]将女同性恋视为非女性化的概念化，甚至在butch- femme社群及其文化表现中也有很深的根基。虽然butch和femme都因为违反雌雄同体的准则而被排除在女同性恋女性主义之外，但即使在butch- femme亚文化中，femme也处于次要地位，而女同性恋关系（lesbianism）的最终表现则与butch有关。[……]
在与femme形象相对立的情况下，对butch理想的塑造导致了对femme作为一种“真正”的女同性恋形式的有效性的不断质疑。识别和欣赏butch在提出女同性恋不服从的模式中的作用，产生了可喜的效果，使她们有可能从女性主义的排斥状态和持续的文化耻辱中恢复过来；但将butch理想化为一种排他性的女同性恋表演，完全将femme排除在女同性恋的性别光谱之外，将导致不仅是butch，还有femme自己也会 ** 怀疑自己 ** ** 的女同性恋资格 ** 。“如果我是butch，甚至是雌雄同体（androgynous），可能会有更明显的理由让我质疑我如何融入社会。然而，作为一个femme，我发现很难隔离和识别我自己的性身份”（Vaisseau, 1995: 30）。
** 将“butch”与“女同性恋”混为一谈，加强了最初将femmes排除在女性主义和女同性恋空间之外的做法，也使femmeness在公共领域中的女同性恋含义失效： ** “Butch或男性化的女性往往被认为是同性恋。因此，提到我不是butch，大多数异性恋者就认为我是异性恋”（Sandoval, 1997: 172）。女同性恋形象中femme外表的消除，使femmes失去了在可见的女同性恋者中普遍存在的自动的姐妹关系，有时甚至使她们陷入社会孤立。这导致一些femmes怀疑她们自己的女同性恋地位的“真实性”，威胁到她们的心理稳定（Rugg，1997），甚至使许多人无法识别并随后抵制对她们的排斥。“我在承认愤怒方面的一些问题与我命名自己为femme的犹豫不决有关。[...]这不是一种干净的、尖锐的愤怒，那种通过命名不公正和被倾听而释放出来的愤怒。它被自我怀疑、缺乏语言和恐惧所搅乱”（MacCowan, 1992: 302）。
Nestle（1992a）指出，尽管许多femme一生都站在butch一边，面对明确的仇视同性恋的迫害，femme一直——甚至早在1950年代，当femmeness是一个可行的立场，butch追求femme时——在社区中被视为不可靠的女同性恋者。将femmes视为可疑的、为了获得异性恋者认可而必然抛弃女同性恋身份的女同性恋者，这种观点限制甚至阻碍了butch与femme的团结。“因为我是一个femme，不仅我的身份被一个不理解femme女性气质的异性恋社群质疑，而且也被那些我可以成为最有力的盟友的人质疑，即butch”（Sandoval, 1997: 173）。当butches否定femmes——把她们说成是部分或暂时的女同性恋者——她们不仅通过否认femme定义自己的权利来配合她们的物化，而且还（有意或无意地）加强了压迫性的性别机制，把“真实”、自信和稳定与男性气质联系起来，把不安全、不一致和缺乏可信度与女性气质联系起来。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butch- femme关系的内在动力（无论是浪漫的还是社会的），并且主要以看似无害的形式存在，即常见的笑话和赞美，旨在重申femme的可欲性（“漂亮到可以得到她想要的任何人”），以及butch的雄性品质（“在他们眼皮底下得到他们都想要的女孩”）。
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的反转理论，它仍然是霸权主义医学和心理学话语的核心，可以被视为奠定了femme是“可疑”的、很可能从其同性恋反常状态“恢复”的女同性恋这种理解的基础。女性化的女性反常者破坏了将女同性恋视为由性别障碍所决定的概念形成，因此被理解为一个受到威胁或被操纵进入女同性恋变态状态的女性，她形成女同性恋性行为的唯一动机是缺乏（异性恋）选择，源于她对男人的不受欢迎。因此，反复拒绝承认femme是一个独立的主体，主动选择偏离她的性别和性存有，而把她定位为被误导或困惑，这重复并延续了性别歧视和异性恋的前提。
Elizabeth Lapovsky Kennedy（1997）指出，butch对女同性恋历史的贡献已被记录在案，而femme的类似贡献却几乎被消除，她认为，这是因为“butch的团结将femme归入一个更私人的世界，并将大多数femmes相互隔离，使她们难以发声或对自己的故事有信心”（16）。[……]Kennedy不仅论述了历史上对femmes的普遍漠视，以及与妇女和妇女劳动历史的厌女遗漏的相似之处，而且还论述了她自己在水牛城的butch- femme社区口述历史的共同记录中未能纳入femmes这一失败（Kennedy & Davis, 1989, 1993）。根据Kennedy自己的说法，由于最初决定只采访那些一生都是女同性恋的妇女，所以只有八个femmes——与二十四个butches相比——被纳入她的研究中。回过头来看，Kennedy将这一决定和继而femmes的稀缺归因于自同性恋解放以来，异性恋和同性恋之间的二分法占了上风。我认为，要求femmes将自己明确地定位在这两极中的某一极，显示了在与异性恋的二元关系中对女同性恋的持续建构，这种建构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并非所有形式和方面的女同性恋都可以说是与异性恋模式相矛盾的，这种建构因此抹杀了某些女同性恋的形式。
Femme的边缘化——甚至在她自己的地盘上——揭示了雌雄同体（androgynous）女同性恋的神话和男性化女同性恋的神话之间的相互关系，并证明了非女性化女同性恋范式的盛行，它负责巩固中产阶级女权主义圈子里的女同性恋类别和政治，以及塑造工人阶级女同性恋社区里的角色分配。Butch对femmes可靠性的质疑可以通过两部著名的女同性恋小说来说明，这两部小说被视为butch- femme文化的开创性文本：Hall（1928）和Feinberg（1993）。这两部作品都围绕着butch的形象，从butch的角度出发，并为butch叙事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它具有特殊的欲望和困难，使femme要么处于边缘地位要么被排除在故事之外。在对femme的认识方面，我们可以发现一些进步，Hall的femme原型被呈现为一种难以理解的选择，她的女性特征仅仅意味着异性恋，而Feinberg的femme形象则成为一个积极、具体和令人向往的角色。尽管如此，在这两部小说中，femme都是一个次要角色，为了更容易的途径，她最终在性别之旅中抛弃了butch。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两本书（没有被定义为完全的自传）中的butch主角都密切追踪着Hall和Feinberg自己的生活经历，但每部作品中对femme形象的表现都标志着现实与虚构之间的明显差距。Hall的生活伴侣 Una Troubridge不仅在她的一生中支持她，还参与了小说的写作和出版；但Hall小说中的女性化角色被剥夺了任何独立的女同性恋主体性。The Well of Loneliness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次要的女性化角色，她为了异性关系的安全而抛弃了主人公，而另一个突出的角色Mary则是主人公出于爱而牺牲的，为了和一个合适的伴侣——男人——建立“真正的”关系，这使真正的女同性恋永远是男性化的这一教条得以延续。Esther Newton对男子化女同性恋（mannish lesbian）神话的分析（1984）提供了一个神话与现实之间的基本区别，他承认虽然这个神话确实是基于女同性恋的现实，其性存有被定义为性别越轨，但其教条主义性质导致了对所有其它性别形式的女同性恋的回避。无论它抓住了多少现实，男性气质和女同性恋之间的等式的普遍化要对遗漏和抹杀非男性化的女同性恋的现实和可理解性负责，甚至对femme的现实和可理解性也是如此：“一个不觉得自己是男性的女同性恋者的存在显然是不可想象的[......]‘富有女性特质’的女同性恋者违背了性欲必须是男性的以及女性的欲望对象必须是男性的信念”（Newton，1984：575）。
虽然 The Well of Loneliness 早于butch- femme时代，但它对男性化的女同性恋的描述被认为是后来巩固butchness和其它形式的女性男子气概和跨性别主义的基础性文本。相应地，它对女性化的女同性恋主体的可能性的消除，为以后对femme和femmeness的错误描述和遗漏创造了条件（Duggan & McHugh, 2002; Henson, 1997）。在异性恋的祭坛上献出主人公最重要的女性伴侣Mary的决定，挫败了一个可能是先锋的、能够将femmeness构建为合法的女同性恋选择的femme形象。
Nestle（1987）认为阶级是butches和femmes的文化代表的核心因素。“人们对上层阶级妇女的butch- femme生活有着浓厚的兴趣，通常是那些比较脱俗的文学形象，而现实生活中的工作的同性恋妇女则被看作是模仿性的、文化上落后的”（100）。虽然Feinberg对工人阶级的女同性恋者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将她们从文化放逐中救赎出来，但ta的作品并没有为被边缘化的女性提供全面的恢复。Feinberg的现实生活伴侣Minnie Bruce Pratt明确表示自己是femme，多年来一直站在ta身边，包括在ta的转型过程中，也分享了ta的政治活动。然而，在Stone Butch Blues中，femme角色再次在其旅程的关键时刻最终抛弃了butch，重申了femme在根本上的不可靠性。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在这部小说出版后，Newton（1984）关于“Mary的真正故事还没有被讲出来”的说法（575）仍然被认为是对女同性恋叙事和历史中缺少femme的恰当而准确的描述（Kennedy, 1997）。
酷儿理论的femme越轨
女同性恋/男同性恋研究对性（sex）和性存有（sexuality）所做的约等于女性研究对性别所做的。
_（Abelove, Barale, & Halperin, 1993: xv） _
这一宣称由奠基性文本《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读本》的编者们给出，提出了性（sex）、性别（gender）和性存有（sexuality）的分野——这据说是对酷儿理论从女性主义中分离的解释。这一对分类的重新组织意在启发酷儿理论的独立建制[……]：“一般而言，在酷儿理论内部，一个方法论差别被给出，它可以区分性存有理论和性别理论，还能区分性存有和性别的理论，并将其分别分配给酷儿研究和女性主义”（Butler，1994：1）。抛弃“性别”而使之成为女性主义的合适对象将酷儿理论从所有可能的误用中解放出来，包括进行中的女性概念的普泛化，生物决定论，以及性别律令的僵化结构。[……]酷儿理论放弃性别（gender），挪用性（sex）和性存有（sexuality），据称是为了在承认女性主义成就的同时强调对尚待处理的概念体系的必要探索。然而，分类的重映射所建基于的不仅有其自身的重构，在将性别（gender）降格为本质主义的象征时 把其它所有面向都分配给更新过的性（sex）这一分类，还有专门在“反性”（anti-sex）或“性差异”（sexual difference）的意义上实现的对女性主义（feminism）的狭隘、均质建构，同时忽略了女性主义——特别是支持性（pro- sex）的女性主义取径内部——对性、性别和性存有分类提出的全部挑战，遑论包含Butler的观点在内的酷儿女性主义在其中的贡献。
当我们检视被纳入新领域主要教科书的文本时，性别与性存有、女性主义者与酷儿各自的思考之间 ** 理应清晰的分界变得不那么分明 ** 。比如，上述Wittig（1992）的著名文本在酷儿前提中的再概念化被认为是性别的酷儿表述的先例，而忽略了它在塑造激进女性主义和女同性恋女性主义中的核心角色。再者，虽然这个文本实际上可以支持女同性恋女性主义对作为压迫性女性气质的最佳答案的雌雄同体（androgyny）的认可，但它不能像酷儿理论所期望和承诺的那样，为复数的性别化形式提供担保。Wittig的挪用未能处理她的初始假设，即“一名女同性恋者必须是别的东西，非女性，非男性”（93，my emphasis）——一个认为女性气质和男子气概都不是女同性恋性别形成的可能场所的立场。这些有点对立的论述重新提出Wittig的著名主张——女同性恋者不是女人，这可以证明从“女性主义者”中稳定地分离出“酷儿”的根本性失败，甚至可以质疑性别中立主义和性别越轨之间的可能关系。显然，酷儿理论没有遗忘性别，不然它就无法探讨性、性别和性存有得以互相交叉、启发或重新设计的无限种方式。因此，酷儿的牺牲似乎小得多，具体得多——当酷儿研究将性别归入女性主义，性别实际上被用作女性气质的委婉说法。
在女同性恋女性主义呼吁通过采用僵硬的反抗策略（主要是雌雄同体）避免压迫性的父权制性别机制之处，酷儿理论对性别固定性和约束性的定义，导致它为了破坏性-性别- 性连续体(主要是性别越界)而构建一个统一的模型。除却最初对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排斥所有未能或拒绝超越性别角色之人的酷儿批判，酷儿话语自身最终树立了一套 ** 新的抵抗等级 ** ，倡导女同性恋者通过同质化的逆转形式否定强制性的性别[……]
可以说，女同性恋女性主义和激进女性主义都围绕对 ** 性别 ** （gender）的政治化解读、从 ** 性存有 ** （sexuality）（认为它本质上是男性气质的）的偏离形成，而酷儿话语围绕对 ** 性存有 ** （sexuality）的操演解读、从 ** 性别 ** （gender）（使之充满女性气质）的偏离形成。性别从酷儿框架的抽离实际上复制了之前对性存有从女性主义概念化中的移除，再一次创造了迫使女性在成为酷儿和成为女性主义者之间选择以及将性别——尤其是女性化的性别——置于政治性或颠覆性的性别的对立面的话语[……]
尽管酷儿理论致力于消解生物学性别先于社会性别和话语的信念，它对性别抵抗的表述只是在逆转的意义上保留了性作为必须偏离的原点的虚构地位，又制造了另一种形式的决定论，这劝阻女同性恋者操演作为仅仅建基于对她们生物学性别的模拟或戏仿的女性气质。酷儿理论从根本上努力挑战先天性存有（predetermined sexuality）的概念，但是它将酷儿性存有指派给一种固定的身体性别反转，恢复了作为性存有条件的性别，确认了性存有（sexuality）有一个起源这一本质主义前提。因此，许多性别状况（positions）超越了酷儿棱镜仅仅是因为它们没有展现在性存有和性别之间的相同联系，包括或许可以被描述为“女性相似物”（femme simulacrum）的东西——一种不容许任何性别起源的女同性恋取向[……]
虽然酷儿理论颂扬Butler以可见性问题为中心的操演模型，但它实际上保留了它本应违抗的机制。虽然Butler宣称性别是一种没有起源的模仿，但只有部分性别状况（gender positions）被选作酷儿越轨（queer transgression）的象征，其它的被认为是保守的。如果确实任何性别都是通过可以同等征用自然对性别的控制或确认它的日常模仿行为被不断生产的，人们或许会想，为何对操演性的酷儿表述偏爱男子气概，尽管没有性别状况对过关（passing）免疫或保证可读性（readability）[……]
性别的酷儿表述生产出男子气概（masculinity）和强制性男子气概（compulsory masculinity）之间的一种重要区分，但只让女性气质表示强制性异性恋，从而使之成为女同性恋者和酷儿的对立一极[……]我认为，这一酷儿主导的观点，通过重提鼓励女性反对女性气质以获得归属的性别理想，再生产了此前女性主义对femme的排除。虽然butch和femme都可能造成性别混乱，但基于她/ta对先前生物学性别的偏离，只将butch（与变装国王和跨性别者一道）认定为颠覆性的，再次确认了我们所熟悉的把性别建立在生物学基础上的压迫性范式。即使femmeness在酷儿理论内部不像此前在女同性恋和激进女性主义语境中一样被明确定义为墨守成规，其边缘地位也能暴露一些主要酷儿模式所形成的可见性边界（boundaries of visibility）：“与femme们面对的被忽视（invisibility）战斗意味着挑战酷儿是谁、看起来是什么样子的定义。”（Lowrey, 2009: 162）
_ 我怎能在满足了所有那些欲望之后仍酷儿得一目了然（visibly queer）？ _
_ （Lowrey, 2009: 161） _
在主要在可见越轨（visible transgression）的意义上表达抵抗的酷儿模式语境中，femme不可避免地被认作对规范的默许，顶多是最轻程度的破坏。显然，femme的不可见也许为她们在公共领域中提供了某种程度的保护，无论她们是否寻求这种保护。尽管如此，femme不可见性在女同性恋和酷儿领域中的的再生产将女同性恋主义完全或首要地分派给可见的butch，把所有其它作为女同性恋主义酷儿形式的性别状况排除在外。换言之，酷儿理论对可见抵抗模式的赞美——它旨在纠正激进女性主义和女同性恋女性主义对女同性恋性别展演（gender play）的误读和否定——必须考虑以下内容：“可见性不能是‘那种女同性恋’即典型女同性恋者的可见性，而必须是我们不可化约的复数女同性恋者的可见性。因此，我们的可见性需要坚决摆脱呈现女同性恋主义偶像的诱惑。” （Phelan, 1994: 96）
对特定的、可读的跨-性别主义（cross-genderism）的称赞 ** 排斥了许多不能活出酷儿流动性理想的人 ** 。将每种操演（performance）都化约为其展示性别颠覆的能力，这使所有形式的跨性别主义（transgenderism）都受制于暂时性和流动性的严格规范[……]利用越轨性别状况来呈现酷儿理论的终极阐释客体化了跨性别人士，无论ta们可见与否，剥夺了ta们复杂的主体性，同时使ta们背负以复杂的生活处境和个人需要为代价不断展现酷儿性的责任。挪用一些性别状况以塑造机巧的性别可变性寓言的情况不限于跨性别经验。正如Ann Cvetkovich所指出：“超可见的女性阳刚风格（Hypervisible styles of female masculinity）最近已成为butchness的特权性场所，因为对男子气概物质化形式的迷恋也是酷儿理论对那些抽象概念具现于肉身之处的兴趣的一个标志。” (Cvetkovich, 1998: 169)明确地说，一直以来由butch特质和跨性别主义展现的性别流动规范，把女同性恋者和跨性别者限制在性别之间的边缘空间，忽略了那些希望保持稳定性别状况的人。可以说，酷儿理论同样将跨性别主义和女性气质构建为具有象征意义的、还原性的对立两极。然而，跨性别主义象征着一个人应当融入的一极，而女性气质仍标志着一个人应当挣脱的束缚。因此，尽管数种性别状况受这种建构影响，其中一些不可否认地比其它受困更深：
_ 可以理解，femme们想要在酷儿社群中找到位置，与其它酷儿主体保持一致。对femme而言，这些主体是butch，变装皇后，并且愈来愈是作为性别操演者和偶像般的性别勇士的跨性别人士。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形象突出了跨越性别边界的运动，穿越分类，模糊边界。相比之下，女性气质似乎是静态的。 _
_ （Walker, 2012: 799–800） _
Femme对酷儿话语男性化的批评不应被看作butch和femme之间的竞争，或淡化不断阐述女性阳刚气质的多种固有模式的必要性的尝试。相反，它是作为揭示femmes被系统地排斥在女同性恋和酷儿棱镜之外的一种手段以及这种排斥的机制而被提出的。把femme包括在内远非阻止酷儿- 男性状况（queer-mansculine positions）概念化，而是拓宽对女性、酷儿和跨性别者可及的性别范围这一过程的一个关键阶段。把对女性气质的每一次拒绝都解读为否定femme和femmeness的决定性标志，这掩盖了酷儿- 男性化经验在严酷的社会压迫、排斥和污名下得以可能的方式。我们不能因为撤离女性气质对femme的负面影响而要求butch和跨性别男性去否认ta们的这种经验，但对酷儿男性化立场的肯定也不能损害femme或被性别歧视污染。也就是说， ** 酷儿男子气概的理论框架必须避免从有效反驳强制性女性气质滑向性别歧视式指责女性化妇女，或全盘否定女性气质是形成女同性恋或酷儿性别的可行场所。 ** 更重要的是，为了避免延续异性恋倾向——这种倾向会形成旨在预测和确认性承诺的过于清晰的性别预期，酷儿的可见性政治应当致力于说明——至少同样热情地——不可见的经验[……]
虽然femme作者们近些年来一直在为巩固femme经验、恢复femmeness作为一种可行选择而努力，但这些书写中的大多数仍然缺席于女性主义、女同性恋和酷儿话语的主流。这种持续的遗漏可以被解释为femme超越了在这些框架内塑造的、至今仍限制femme概念化的主要模式。可以说，Femme书写在主要是学术性质的酷儿话语中的边缘化 不仅是由酷儿躲避女性气质造成的，也是大多数femmeness论述的个人性质所导致的。酷儿理论重复了霸权性的二元论范式——它将个人的与女性化的相提并论，通过与同逻辑性和客观性结合的男子气概相比较来解决后者的边缘问题。这一假设与酷儿理论对主要由理论方法论表达的男子气概的论述的中心化一致[……]
酷儿领域在femme上的过失并不限于理论空间，也适用于现实中的社群：“我从认识的人们那里了解到，‘femme’是对过去一些不是真正同性恋者的遗迹的指涉，当你想质疑某人在酷儿社群中的位置时可以用作强烈的侮辱”（Lowrey, 2009: 160）。这可以很容易地显示出酷儿对femme版本的酷儿身份的排斥，因为它既否认酷儿女性气质的前景，又系统地将酷儿与男子气概联系起来，导致femme们再次遵守“正确的”性别（无论是方法论上还是身体上）：“找到其它酷儿并且让ta们能够认出自己，这是如此强大以至于这让男子气概的伪装变得值得”（Lowrey, 2009: 160）。尽管这一叙事并不一定能代表各种femme的旅程，它确实表达了femme对承认的需要，而这常常得不到回应。不是所有的femme都会为了融入而采用男性特质，但很多会否定或至少中和女性特征以避免被拒绝。这再生产出作为默认不可见状态的女性气质，它表达出对政治斗争的缺乏投入并因此牺牲了社群归属：“一切都归结于可见性和对个人身份被错误解读的恐惧。我害怕如果成为我梦想的femme，我就会变得透明，孤身一人” （Lowrey, 2009: 161）。
这种恐惧在女性主义或女同性恋的概念和具体领域中定义了femme的经验，在当下的酷儿体制中仍然是重要的。过去的情况是害怕被判定为非女性主义，一种“对冲突的恐惧，和保持女同性恋团结和同一性（无论多么脆弱）的欲望”（Farquhar, 2000: 228）；现在是恐惧在思维、外表和行动上不够酷儿。这种恐惧持续塑造femme的生活——决定她们的日常决定，因为她们的欲望羞辱她们，否认她们自制的性别操演的政治价值，从而不仅抹去了她们的性别遗产，也威胁要“关闭（再）协商女同性恋性意义的机会” （Farquhar, 2000: 228）。这是女性主义的也是酷儿的任务，去创造女性可以在其中探索她们被噤声、被压制的女性特质——包含她们在性存有（sexuality）中可能扮演的角色——的安全空间，使她们免受探索带来的惩罚。欣赏femme过去和现在对这一目标的贡献，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