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外发散｜《厌女》书评

“你不是说叫我不要老是只想着失去吗？我现在很可能会因为生了孩子而失去青春、健康、工作，以及同事、朋友等社会人脉，还有我的人生规划、未来梦想等种种，所以才会一直只看见自己失去的东西，但是你呢？你会失去什么？”2016年出版的小说《82年生的金智英》中，主角金智英在面对着丈夫的不理解时如此回击。金智英是82年出生的韩国女性使用最多的一个名字，她的境遇从不是孤立的巧合，而是千万女性共同面临的困境：出身平凡，家境普通，进入职场后被职场性别歧视与社会压力推入辞职生育的困境，生育后辛苦的照料劳动又将她的生活划定在婴儿车边，在带着孩子去咖啡厅享受许久未有的轻松时光时被路过的上班族嘲讽为依附于丈夫的“妈虫”，在希望重新进入职场时由于找不到照顾女儿的护工而被迫打消念头，在精神疾病之下成为他人眼中的“阁楼上的疯女人”……金智英们像是困于囹圄中的猎物，被名为“厌女”的社会体制所俘获，在针对所有女性的憎恶与偏见中无所适从。

《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

厌女现象在人类社会中长期存在，并在当下的互联网语境中成为了热议的话题，与之相关的社会热点事件层出不穷，如房间里的大象一般挤压着所有女性的喘息空间。平静水面下的细微漩涡与暗流涌动在所有女性的身体之中，几代甚至千百代的女性的诉求在我们的身体中横冲直撞，亟待寻找一个出口。

上野千鹤子（ChizukoUeno，1948.7.12-）是日本著名的研究女性解放理论的女性主义者，其著作《厌女》运用女性主义理论，对存在于人们思想深处的“厌女”意识进行了实践性分析。虽然该书主要以日本的厌女现象为分析对象，但同在东亚文化圈，其中所批判的社会、婚姻与家庭中的种种现象在我们身边都有迹可循。厌女的思维通过根深蒂固的社会机制，如米利特所言，以一种最巧妙的“内部殖民”的方式存在于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坚固、持久，并且会灵活地转变运作的方式，即使我自诩为女性主义者，在阅读时也不禁觉得处处中枪。阅读与自省的过程并不愉快，作者在书中也写到 ** “这本书，对于著者而言是不愉快的。同样，对于读者，无论男女，尤其是男性，会带来不愉快的阅读体验吧。因为，书里论述的，是众人不愿正视的一个现实。” ** 但在性别矛盾逐渐凸显的当下，自省成为了一件痛苦但必要的事情。

作者这样论述厌女症与父权制的关系： “男人为了成为性的主体而将对女人的蔑视深植于自我确认的核心，这就是厌女症。……以厌女症为核心机制的社会，被称为父权制。” 而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父权制具有渗透性： “因为作为制度的父权制能进行跨领域式的渗透，且与其他社会领域密切相关。所以即使能逃脱一夫一妻制这种直接的性统治，（女性）也不得不面对各种其他社会领域中的性统治。” 在这篇书评中，本文将尝试以一个女性的视角出发，结合上野千鹤子老师的论述，以作者所感知到的各个领域中的与父权制相关的不适为分界，来描摹作者眼中的父权制，与在此之外的其他可能。

目光之下：对女性身体的凝视与性化

这是一种单纯之至的命题：‘女人的存在价值，就是成为男人性欲望的对象。’由此看来，小仓千加子在《性的心理学》一书中对女人‘思春期’所下的定义，堪称名言。她说，所谓‘思春期’，便是‘意识到自己身体并非自身之物而是被他人观看成为他人快乐道具的时期’。成为男人的欲望对象时，女人就‘成为女人’。与年龄无关。当不再是男人的欲望对象，女人就‘不是女人’了。

回顾历史的演进，无论是古代的“楚王好细腰”和“三寸金莲”，还是现代追求“白幼瘦”的畸形审美，都在有意无意地强化男女身体的局部差异，将女性作为审美符号呈现在男性社会中。女性在社会中处于被凝视的地位，有关女性的话语大多简单地将女性分类为生育者和性爱者，并将其作为衡量女性价值的主要标准；而这一建构的话语，通过社会审美标准等形式成为了一种外在的规训机制，对女性自身施加着潜移默化的多方面的影响。

现行的性别关系本质上是传统的父权制度与文化下权力的建构与延伸，并进一步维系了父权制社会的运行。在男性的无所不在的目光之下，女性的身体被不可避免地性化了。对于女性而言，现代社会既包含传统的规范，又包含了充满不确定性的各种未知风险，父权文化、消费文化与现代性都对女性的身体提出了要求：父权文化要求女性要么美丽性感，要么贞洁朴素，压抑女性身体欲望与个体独特性的表达。消费文化推动女性更为关注身体外观，为女性提供了多元化的形象选择——这其中既有符合男性审美的传统形象，也存在超越主流话语的身体审美情趣。充满风险的现代性则使得人们面临更多选择和不确定性，反思成为普遍原则，而身体是现代性反思的一个部分。 “今天的女性拥有名义上的机遇去追寻全部的可能性和机会，然而，在男性主义的文化中，许多这样的路径实际上仍是关闭的。并且为了赢得这些存在着的可能性和机会，女性不得不以一种比男性更为彻底的方式，抛弃其较为陈旧的固定化的认同，换言之，她们以一种更圆满的然而也更为矛盾的方式体会着晚期现代性的开放性” 。（Giddens，1998）三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需要女性更加关注自己的身体，并提出了相互矛盾的要求，导致女性对身体的密切关注和身体焦虑。在这里，身体被社会性地建构与生产，成为一种我们必须要去“塑造”而非直接接受的事物。容貌焦虑在当下不仅仅是个体的心理状态，更会成为弥散于社会之中的社会心态。已有研究表明，青年女性会基于预期的男性凝视产生出很强的身体羞耻和社交焦虑。对身体的管理成为文化资本或身体资本的一部分，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成为区分不同阶层、年龄与品位的重要标志，而区分的标准围绕着男性的需要建立。 ** “男人的价值由男性世界中的霸权争斗而决定，女性则是奖励……女人世界里的霸权争斗，不会只在女人的世界里完结，一定会有男人的评价介入，将女人隔断。”**

这也导致了对不符合社会主流的理想女性形态的女性形象的污名化与不可见，如处于更年期的女性和老年女性。这一点在网络游戏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呈现，人物形象以男性的中心化和身体的年轻化为特征，后者又以中老年女性身体形象的缺失为核心。更年期被妖魔化为女性一生中最为恐怖的阶段，家庭生活的灾难时期，它由女性生命周期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引申为具有负面品质的“不正常”的女性人群，并形成了不同程度的更年期歧视。受到医学主流话语和大众文化语境的影响，许多女性对更年期产生恐慌与焦虑，而这一情绪中包含了对生命衰老、性别退化、社会边缘化以及消费市场隔离等不同方面的恐惧。老年的女性则几乎在主流的话语中销声匿迹，和孩子一并被归为需要社会照顾的、沉默的群体，其情感需要、社交需要以及性的需求均被漠视。年龄实际上象征了一种时间秩序，男性主导的社会文化以年龄为符码制造了一个理想的女性形象。诸多隐喻式宣传塑造了年轻导向的价值观和身体镜像，反过来强化了年龄对女性受众日常生活和自我呈现的象征暴力。

群体之外：对“女性气质”的排挤

男人是通过与男人集团的同化而‘成为男人’的。……对于男人，异性恋秩序，是一种证明男人为性主体的装置。异性恋的装置之下……男人处于性欲望主体的位置，女人处于性欲望客体的位置，这个关系在男女之间是不对称的。异性恋秩序是一种‘命令’，要求男人不得以同性男人为性欲望的对象，他的性欲望对象只能是‘非男人（即女人）’。反过来说，被男人视为性欲望对象的人，便成为‘非男人＝女人’。如果那个对象是男人，他便被女性化，被视为‘像女人一样的男人’。在这里，‘女人’的定义就是男人性欲望的客体。因此，不能唤起男人性欲望的女人，在定义上便‘不是女人’。……所以，异性恋秩序的核心为厌女症，就完全不奇怪。因为，唯有‘不是女人’的自我身份认定，支撑着男人们的‘男人气’。一个男人，只有把女人当作性的客体证明自己已经成为性的主体之后，他才能得到同性集团的认可，获取进入男人共同体的正式成员资格。

康奈尔（1995）在《男性气质》一书中写道，长期以来，父权制塑造了以阳刚、血性、担当为核心的霸权男性气质，并借此维护男性的霸权地位与女性的从属地位。康奈尔提出多元男性气质理论，将男性气质划分为霸权性、从属性、共谋性和边缘性四种类型。回到当下，由于传统的男尊女卑文化认为男性生来肩负着特殊的权力与责任，男性在承受家庭压力和期待的同时，也获得了家中女性不具有的权力，而男性常常被鼓励构建的阳刚的“支配性男性气质”被广泛认为是造成社会性别不平等的根源之一。主流媒体的“拯救男孩”论调在强调“男性责任”标准的同时，也强化了男性的支配性角色与性别特权，并对不符合这一标准的男人进行了无情的贬损和打压，进而弱化了女性在社会中承担的责任。

“男人对‘潜伏在自己集团的同性恋’的恐惧，也就是对自己也许会被当作性的客体即失去主体地位的恐惧。所以，男性集团中对同性的搜索非常严厉。这就是‘同性恋憎恶’亦称‘恐同’”。当我们禁止一个人的品味时，其实是在维护社会的统治秩序。女性气质置于男性身体中时，既是对霸权男性气质的挑衅，也引来了霸权男性气质对女性气质的更深的诋毁。男同性恋者在男性群体中被塑造为相对于“正常男性”而存在的、脱离实际的概念，具有被插入、被得到的机会，象征着一种男性的性主体地位失落的可能。这另一方面也揭露了“支配性男性气质”的脆弱性：其内部已经无法存在一个鲜活的概念所应有的生命力与内部张力，其包容性甚至难以在其中保留任何“异类”。

男性同性社会欲望、同性恋憎恶、厌女症的整体关系概念图

枷锁之内：对女性强加义务

给‘爱’和‘母性’赋予象征性的价值并将其推向神坛，实际上是长久以来榨取女性劳动的意识形态机制。……‘爱’，其实就是女性为了调动自己的能量，将丈夫的目的当作自已的目的的一种机制。‘母性’是女性为了极力克制自我需求，通过引发自我献身和牺牲精神，将孩子的成长看作自己的幸福的一种机制。……女性是供给‘爱’的专家，也是总在‘爱’的关系中单方面付出的一方。美国社会学家芬奇与格罗夫斯明确地指出，所谓的女性专有领域的‘关怀’、‘照料’实际上是‘以爱之名的劳动’（a labor of love）。……家庭领域的形成和女性在此领域所握有的主导权其实都是对女性的隔离。

男人集团围绕社会性资源而展开霸权争斗，女人则是按男人集团中的序列分配给男人的财产和报酬。将男人社会的价值观内化为自己价值观的女人，会主动去适应男人的序列，期待通过男人得到财富的分配。女人‘发情’的对象,是男人在男人集团中的位置，而不是个体的男人本身。‘发情’的脚本，极具文化性和社会性。

两百年来的妇女解放道路一直强调妇女要走出家庭、参与生产，但却并未真正回应现代社会的养育责任私人化所带来的双重负担问题。上野在她的另一本著作《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中提到了她对中国的公共育儿政策的看法： “然而中国所提出的‘妇女能顶半边天’，它真的意味着男女平等吗？实际上，育儿的公共化并不是‘男女平等’的政策，而是一种为了动员女性劳动力的‘劳动政策’。并且，由于它只是为了‘减轻女性的负担’，因此男性并没有将此看作是与自已相关的事。” 社会权力具有生产性，不仅表现在对当代人身体的规训，还表现在规训力量的代际传承，而传承的主体正在于家庭。家庭照料的场景在传统意义上是女性的领域，在当下的家庭中，常见的配置仍然是超负荷运转的母亲与低存在感的父亲。在传统性别分工持续的当下，随着家庭规模的缩小，育儿责任逐渐转移到核心家庭内部，“科学育儿”的观念也加重了抚育的成本，生育对男女工作收入的影响被扩大。但社会并未提供一个解决“工作- 家庭”冲突的有效答案，社会福利制度在育儿方面尚有空缺，造成了抚育的困境，而女性是这一困境中最直接的受害者。

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中，上野对劳动性别分工进行了分析： “传统的‘男主外’模式：尽管包括东欧各国在内的社会正如日本将再生产劳动私人化，采取男性在公共领域、女性在私人领域的性别角色分工方式，我们将这种传统方式称为男主外模式。在这种传统模式下，职业女性的分娩、育儿一直都伴随着类似于惩罚的某些社会性不利条件。最后，在一些家庭中，再生产劳动作为一种个人之事，的确存在着男女双方完全平等分担家务、育儿的选择，但它是一种经常被女权主义者理想化的平等主义模式，这种模式由于无法获得机会成本较高的男性一方的同意，因而近乎不可能实现。” 时间并不仅仅是客观流逝的尺度，而且是一种生产性的社会构成，邱婕（2022）在研究适婚年龄女性的生命历程制度化与时间压缩时指出，传统的性别分工模式往往要求女性让渡时间自主性来承担家庭的照料和再生产的责任，使她们陷入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双重“时间荒”困境，而时间使用和分配问题的深层次根源在于人们掌握生活步调的时间自主性和权力的不平等。另一方面，线性的时间观的隐喻将女性年龄的差异化约为资源交换的价值量尺：男性的年龄增长等同为财富的累积，而女性的年龄增长则是价值的减损。时间的资源化逻辑使生命不再是存在意义的“绽放”，而是每一个年龄阶段的“完成”，成为一种理性化的时间管理。法定结婚年龄、生育政策等社会构成将女性的个体生命历程转变为公共生命历程，并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形成累积劣势。由此，对衰老的恐惧呈现出社会时间结构对女性个人生命周期的挤压。

无论是对女性年龄的限制、职业领域中女性遭遇的“玻璃天花板”与“迷宫”、对女性的刻板印象所造成的文化性性别隔离、最后大多落脚在父权结构对女性的整体性的排挤，而这一结构将女性视作男性的资源，而非独立的个体。女性在这样的叙事中成了没有面目的符号，被工作拒斥，被划分为三六九等，成为了仰赖着男性所给予的价值生活的个体。

《Women》剧照

规训与惩罚：女性的自我厌恶与分化

波伏娃写道，女人不是生来而是变成的。那么，女人是怎么变成女人的呢?是通过接受‘女人的范畴’，通过自认‘我，一个女人’而变成的。……语言世界先于个体而存在，每个人都只能后来降生于那个先已存在的语言世界里。语言不是自己的东西，属于他者。‘女人’的范畴在自我诞生之前已经存在，个体从他人那里接受‘你是女人’的指名。‘对，我是女人。’当个体如此自我定义之时，‘女人’就诞生了。

厌女作为一种社会性的病症，在所有人身上都有迹可循，自然也包括女性自身。可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厌女症”的寄生者与受害者。厌女在男性身上表现为“女性轻蔑”，在女人身上则表现为“自我厌恶”。男性普遍轻视女性，而女性也同样会不自觉地轻视自己。或者，女性为了显示自己是是更能融入以男性为主宰的社会的人，会刻意歧视那些刻板印象中女性特征过于明显的人，或者，当自己身上出现这些被大众标识为“女性特征”的苗头时，就不由自主地产生自我厌恶。

在此之后

那么，身为女性，又应当如何自处呢？ “正如田岛所言，‘选择母亲的语言，意味着死亡；选择父亲的语言，等在前方的是被阉割。’要想脱离‘父亲的女儿’应该是拒绝‘二者择一’的任何一种选择。为了脱离现代父权制的厌女症，女人只能放弃“母亲”、“女儿”的角色。因为，在现代父权制家庭中，‘父亲’、‘母亲’、‘儿子’、‘女儿’这些表达家庭成员关系的词汇，都已被写进了厌女症。‘母亲’也罢，‘女儿’也罢，无非都是父权制给女人的指定席位。” 无论是母亲的语言还是父亲的语言，为我们提供的都是父权制框架下的生活脚本，是一种未经反思的生活方式。我们应该做的，或许正是努力在思维上跨越父权的疆界，跨越性别的二分，跨越对女性和女性特质的显性或隐性的否定，去尝试书写女性自身的生命历程。

作为男性，对于父权制的否定并非是对作为个体的男人的厌弃，而是对不合理的父权结构的反对。 “男人也想接受‘一个完整的自己’，那么，就应该与包括身体在内的自己和解。正面面对身体的欲望和欲望的归结，关注陪伴身体的变化，不要贬低以身体为媒介的亲密。……既不将他人视为支配控制的对象，也不视为威胁恐怖的源泉，而是完整地接受下来。对于男人，‘他者’中心即为女人，故男人成为主体的核心便是将女人（和像女人一样的男人）他者化并加以排除，这应该终止。……请不要误会。女性主义否定的是‘男性性’，而不是个体的‘男性存在’。如果被分类为‘男性’的人们，‘希求得到完整的肯定’—这个希求对每一个人都是极正当的——那么，就像为‘得到完整的肯定’而与厌女症斗争的女人一样，男人也必须与自己的厌女症格斗。” 在当下，我们拥有着更多的性别自由，也拥有更多对未来的不同可能的想象。面对着父权制的压迫，男性不应单纯地顺应传统的性别刻板印象的要求，而是应该同女性联合起来，去感受、去思考、去言说，去对抗压迫，去共享社会权力与责任。男性不需要去将自己强行安放在“男子气概”的框架下，而是需要去思考如何变成一个更好的“人”，而面对这一问题，无论性别为何，我们都需要去思考。

每当行文至结尾，似乎都应该拔高主题或是提出一些宏大的构想，但事实上，个体层面上的努力并不一定导向结构层面上的改变，形成新的社会舆论和风气、改变社会的固有观念，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因此，在个人与集体之间，个体与历史之间，下层与上层之间，我们需要建立中间过渡的社群来实现传递，以集体的力量消解个体的微弱，保存个体与团体层面上的奋斗成果，才有可能在一个更为宏大的尺度上继续前进。我们需要尝试利用群体的力量，去听见，去尝试解决个人的问题，面对具有普遍性的性别议题，在差异中寻求对话及共性的方法。社群关乎个体在经济生活之外的日常交往、联系、记忆、认同、情感和价值连接，能够为我们提供在此地之外的另一种可能。在个体面对当前的沉重的负担而感到独木难支时，我们或许可以通过社群将社会联结的力量重新带回日常的实践之中。

作为个体，我们能做的或许正是书写和发声。每一个生命的故事都是性别化的故事，每一个个体又都是讲述生命故事和赋予其意义的主体，虽然每一种讲述中的主观色彩都十分浓重，但这并不妨碍有限的真实的抵达。那些私人的、琐碎的个体生活体验或许能够成为撬动知识生产的关键，为后来者描摹出一个女性所希望共同抵达的终点，能够真正建构一种来自于女性自身的、顺其自然的女性生命史，能够建立一种在承认差异和女性主体性基础之上的平等的现代性别秩序。文字和声音能够带来理解与共鸣，让我们感到被理解、不孤单，并继续勇敢地创造与言说。通过经济与政治层面的女权运动，女性逐渐获得了自己的房间；通过文化层面的传承，女性或许能有望获得一种无中生有般的自由。正如《82年的金智英》作者在开篇写下的那样：“由衷期盼世界上每一个女儿，都可以怀抱更远大、更无限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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