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外发散｜三城记

摘要

在过去的四十年里，中国社会经济的非凡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地区差异和家庭关系及习俗的重大变化。通过访谈和观察，我们调查了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和西部内陆地 区三个不同级别城市的女同性恋者在父母压力下进入异性恋婚姻的经历。由 于无法与父母就她们的性取向进行沟通，我们在西部小城市的受访对象认为她们没有什么选择，只能进入契约婚姻以遵循传统的孝道规范。在东部沿海大都市，精英大学毕业生有更多的筹码来通知她们的父母并进行协商，她们积累了更多的资源去海外以避免契约或异性恋婚姻。我们在西部一个大城市的受访者处于中间位置，她们在权衡契约婚姻的可行性和去海外的选择。

引言（部分）

由于现有的关于女同性恋者的研究通常集中于那些可见度更高的群体，比如那些来自国家东部地区或一线城市的、或参加各种LGBT组织的女同性恋者 （Cheng, 2018; Engebretsen, 2009; Kam, 2007, 2013; Yu等人, 2018） ，我们决定在这项研究中纳入西部内陆小城市中可见度较低的同性恋者。我们对16名不参加或很少参加LGBT组织活动的女同性恋者进行了半结构化的访谈。这些参与者生活在中国的三个城市：一个位于东海岸的一线城市，一个位于偏 远的西部内陆的二线城市和一个四线城市。我们将调查放在当代中国家庭动态变化的背景下，它们在不同地区和城市有所变化，并且从中试图发现家庭关系是如何塑造这些女同性恋者所面临的婚姻压力，以及这些女性与父母的谈判如何修正和构成不断变化的家庭动态。

不断变化的制度背景与不断变化的家庭

中国正在进行的人口结构转型的矛盾与马赛克式的现代性理论是一致的。 一方面是婚姻率的推迟，离婚率和同居率以及婚前性行 为和怀孕率 的上升， （Qian & Jin, 2020; Song & Lai, 2020; Yu & Xie, 2019） ，这些都体现了个人主义思想的上升；另一方面是强大的家庭纽带和有弹性的代际联系——三代同堂的家庭比例自1980年代以来一直很高，近年来更是增加了 （Li, Fan, & Song, 2020; Peng & Hu, 2015） 。父母为其成年子女购买婚房 （Zhong & Ho, 2014） 还有祖父母帮助照顾孙子女的情况很普遍 （Chen 等人，2011; Cong & Silverstein, 2011; Ji, Wang, Liu, Xu, & Zheng, 2020） 。

在社会主义时期，城市中的个人和他们的家庭受到了单位制的良好保护，单位制整合了公共和私人领域，为社会再生产和照顾提供了终身就业和全面的服务 （Cook & Dong, 2011; Liu, 2007; Song, 2011b） 。然而，单位制在向市场化过渡的过程中崩溃了，终身就业不复存在，生殖和护理服务被市场化和私有化，将这些负担转移到了各个家庭的身上。而这些工作不成比例地落在了妇女的肩上，导致妇女的工作和家庭矛盾加剧，并且加固了妇女在家庭中应当扮演传统贤妻良母角色的概念 （Cook & Dong, 2011；Ji 等人, 2017；Liu, 2007） 。这些原因造就了妇女在改革后的中国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不利地位和就业率下降的基础。

因此，家庭在经济安全、情感支持和护理服务方面变得更加重要，因为个人面临着日益增长的生活成本和薄弱的社会福利制度 （Ji, 2017） 。当代中国家庭似乎是以孩子为中心的 （Yu & Xie, 2019） 。祖父母和父母合作培养第三代，以抵御市场的不稳定性，这种现象被称为新家庭主义 （Yan, 2018） 。与传统父权制中国家庭中的等级和疏远相比，马赛克式家庭主义的理论认识到家庭和代际动态的重要性，强调了父母和成年子女之间的相互依赖，以及代际关系相对平等和亲密的性质 （Ji, 2017, 2020; Ji 等人, 2020） 。此外，它还强调了关于家庭的传统和现代规范之间的马赛克式共存和互动，这既构成了当代中国的马赛克式现代性，也是其背景。

** 父权制传统的复兴 **

在后社会主义时代，提倡性别平等和妇女劳动力参与的主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衰落，为曾经被压制的儒家父权传统在党国的背书下腾出了空间，并且导致了妇女回归家庭的压力 （Cook & Dong, 2011; Ho 等人，2018） 。在1980年代和2011年之间关于妇女返回家庭的辩论中，妇女被指责为低劣和无能的劳动力，并且被鼓励回归她们传统的家庭性别角色以便为男性保留工作职位 （Liu, 2007; Song, 2011a） 。此外，学者们也讨论了父权制的性别规范通过消费主义的回归 （Ferry, 2003; Hooper, 1994; Wang, 1997） 。在改革后的中国，重现的父权价值观、个人主义修辞和社会主义性别平等主义话语之间的混合，构成了一种马赛克式的性别意识形态 （Ji, 2017） ，它证明了制度变革和重新强调妇女作为妻子和母亲的传统家庭角色是正确的 （Ji, 2017; Ji等人, 2017） 。父权制传统，特别是在21世纪初的胡锦涛政府中，似乎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复苏 （Ho等人, 2018） 并且成为了中国社会中马赛克式现代性的生动体现。

父权制传统的复兴也体现在最近的法律修订中。最高法院2011年发布的《婚姻法》司法解释规定，婚前财产（房屋）不属于共同财产，而是个人财产。考虑到通常是新郎的父母帮助购买婚房，这种解释通常被认为是在保护父权制的利益 （Davis, 2014） 。2012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要求家庭成员照顾老人。如果他们不在一起生活的话，要经常探望老人或者与老人交谈。2020年《民法典》则要求家庭建立优秀的家庭传统，弘扬家庭美德。

** 契约婚姻或女同性恋者出柜： **

是否有中国式的出路

同性恋在中国分别于1997年和2001年被非刑事化和非医学化 （Je reys, 2006; Kong, 2016; Rofel, 2007） 。此后，同性恋社区受到了大中华区LGBT运动和知识流通（如同志和拉拉的名字）以及西方社会运动的极大影响 （Bao, 2018; Engebretsen, 2014）。 在全球范围内，同性恋运动与身份政治、出柜和婚姻权利相一致，但在中国，近年来，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之间的契约婚姻似乎成为LGBT个人的一种选择，使他们能够与异性恋家庭进行谈判 （Choi & Luo, 2016; Huang & Brouwer, 2018; Wang, 2019） 。正如2000年代出现的“剩女”现象所表明的那样，这反映了来自父母的巨大婚姻压力 （Ji,2015） 。这种情况要求我们更好地理解以下两方面的复杂互动：一方面是同性恋者对个人性欲和浪漫关系的自主性和追求，另一方面是他们与血缘关系的家庭成员的关系。这些家庭成员试图通过敦促结婚和生育来促进异性恋本位的思想。

在后改革时代，国家将其对个人私生活的控制权通过单位转移到了家庭，而家庭则成为审查是否符合异性恋生活的主要场所，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女同性恋者最终进入了异性婚姻。通过“公共正确的政治”，女同性恋者与异性恋家庭和社会和解，通过展示作为一个性少数群体的积极一面来寻求正常化 （Kam,2013） 。虽然Rofel （2007） 将同性恋者成为受人尊敬的好公民的愿望与现代性的国家话语联系起来，Engebretsen （2014） 则使用了“不同的规范性”来分析北京女同性恋者希望通过成为正常人并与家庭保持良好关系的愿望是一种对于异性恋本位的妥协（她们质疑异性恋本位，但不准备推翻它）。最近，她讨论了在家庭中父母和孩子之间是如何面对情感和社会准则的 （Engebretsen, 2018） 。

Brainer （2019） 挑战了关于同性恋婚姻和基于身份的同性恋生活中所体现的个人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思想。她用家庭理论的视角来理解台湾男女同性恋者出柜是改变家庭的一种 "关系策略"，其特点是终身的代际依赖、支持、照顾和情感纽带。Choi和Luo （2016） 使用“表演性家庭”的框架来展示伴侣双方、有时是父母，是如何通过在家庭和社会面前合作表演表面上的异性恋婚礼，从而在表面上的社会准则和家庭尊重与现实中的个人性取向之间取得平衡。这些研究都指出了家庭和相对非对抗性的动态在与异性婚姻的压力有关的情景下对女同性恋者的重要性，后两项研究直接采用家庭视角来研究女同性恋者。

当代中国的制度和文化变迁使家庭和妇女的传统角色比以前更加重要，这与马赛克式现代性的概念是一致的。一个亲密的私人家庭可以为女性提供慷慨的财务和情感支持，同时赋予她们权力、义务，甚至控制她们 （Evans, 2008; 刘, 2017） 。女性越来越多地受到要符合父权传统的异性恋期望的压力。对于当代中国的年轻女性来说，她们面临着非常大的结婚的压力，因为她们被指望进入婚姻和家庭后进行生育，而孩子又最终被期望提供家庭的福利并支持父母的老年生活。正是在当代中国这一复杂而令人费解的背景下，我们研究了女同性恋者试图在她们自己的浪漫追求和来自异性恋家庭的异性婚姻压力之间所进行的谈判，这与马赛克式家庭主义的理论有关。

** 家庭动态和结婚压力 **

在小型内陆城市——春城 (Springtown)，我们的受访对象很担心自己会沦为“剩女”，而她们的父母则担心自己过世后没人照顾女儿。

31岁的媒体编辑李冬 (Lidong)，毕业于一所社区大学，在同龄人纷纷结婚的同时，她也感受到了成为“剩女”的焦虑。她说她的祖母指责她没有能力吸引男人。

石头 (Shitou) 是一名 26 岁的社区大学毕业生，现在在一家银行就职。在这里，拥有一份稳定的银行工作被她的父母视为“铁饭碗”（即财务安全）。她曾打算辞职，搬到女友所在的北京。据她回忆说，当父母知道她的计划时，她的母亲连续三个晚上睡不着觉，头发也迅速变白了；而她的父亲则醉倒在地。由于父母的反对，以及担心自己无法在大城市谋生，她放弃了这个计划，感觉像是被困在了春城。在一次被安排好的相亲当中，她和男方意识到两人都是性少数。于是他们伪造了一段恋爱关系，然后结成了契约婚姻。石头想在家人的“接纳和祝福”之下，公开与女友结婚。她接着说：

_有时候，我真的很佩服那些思想开明的父母，比起婚姻他们更在乎的是孩子的幸福。在农历新年的家庭聚会上，每个人都向你敬酒并说着“ 祝你幸福 ”“ 愿你找到真爱 ”。但我想说， _“ 我已经找到我的真爱了。可如果我真把我的爱人带到这里，你们谁都不会祝福我。 ” _ _

在银城，很多年轻人在找到工作后就不和父母住在一起了。这里的年轻人也喜欢搬到大城市去，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与春城相比，银城的受访者接收到的来自父母的婚姻压力似乎要小得多，而且因家庭而异。来自单亲家庭的小曼 （Xiaoman） 和木木 (Mumu) 的压力就相对较小。

26 岁的木木是名牌大学的研究生，出身于中上阶层家庭，与母亲有着相当亲密和平等的关系。木木用俄罗斯套娃的比喻来形容她和父母的关系——一种相对封闭的、互相依赖的亲密形式，并将她与母亲的关系描述为“一种既像朋友、亲人又像爱人的复杂的家庭关系”。她的母亲告诉她，对父母来说最难的事情就是懂得对孩子放手。但对于她，“对孩子来说——放开父母，也同样艰难。”

木木的父母并没有直接给她施加结婚压力，而是一直向她提起谁的女儿或儿子结婚了。在木木的叙述中，她的母亲从“暗示”变成了“鼓励”。据木木所述，母亲对她说“我真的很鼓励你开展一段关系。如果你带一个男孩回家，我会同意的”，以及“结婚生子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木木想通过经济独立来在母亲晚年时抚养她，然后最终可以出柜、迎娶女友、并拥有共同的孩子。她出国留学的计划似乎是实现这一切目标的好方法。虽然之前也考虑过契约婚姻，但由于密友在一段失败的契约婚姻中差点被身为男同性恋的“丈夫”强奸的惨痛经历，木木还是改变了她的主意。

我们在上海的受访对象，尤其是那些非上海本地人士的受访者，通常不会面临来自父母迫在眉睫的结婚压力，她们通常也不会进入契约婚姻。然而，现年28岁、拥有名牌大学学位、目前与女友同居的美美 （Meimei），似乎是个局外人。她面临的婚姻压力与我们的春城受访者很相似。但与她们不同的是，她有一个出路：她正在攒钱打算和女朋友一起出国留学，然后可能会在她们在国外的时候娶她。美美是上海本地中产家庭出身，与大家庭成员保持着相当密切的联系。24岁那年，她受到了来自父母巨大的催婚压力。在中国的节日、婚礼或是庆祝婴儿出生的家庭聚会上，亲戚们都会问她什么时候结婚。她告诉采访人，父母平日里替她遮掩着，但总是沉着脸，让她压力很大。

他们觉得自己无法照顾我一辈子。所以，需要将我托付给某个人。他们希望我能有自己的孩子，以便最终可以照顾我。这才是靠谱的。

在内陆小城市春城，年轻人通常在婚前与父母同住，所以机会不多。进入婚姻通常都比较早，社区中的亲属和熟人也仍然与个体的家庭生活高度相关。社区成员监督着个体的私生活，并确保其遵循异性恋模式。通常春城女同性恋者的可行策略是与男同性恋者缔结一段契约婚姻。春城的所有受访对象要不是已经在这样的婚姻中，就是正在积极筹划着。拥有社区大学学位的 27 岁女同性恋高希 （Gaoxi） 思考了自己在为契约婚姻安排约会对象时的经历，她觉得这与“正常婚姻”差不多，比如准备婚房和供养双方父母。事实上，春城的受访者非常容易因经济等方面对同性恋丈夫的依赖，而在契约婚姻中复刻对异性恋原生家庭的经济依赖而产生的脆弱性。

然而，在一二线城市，随着中国快速城市化和大规模移民，匿名性正在增加，传统的亲属和社区联系正在减弱；在这样的情况下，为证明异性恋而产生的结婚压力也逐渐降低了。有趣的是，我们在春城的三位受访者要么曾经尝试过，要么正在经历或者计划进行契约婚姻，而其他三位则拒绝了这个想法。夏至 （Xiazhi） 是一名 25 岁的大学毕业生，强烈反对契约婚姻，她指出有女同性恋者被男同性恋“丈夫”欺骗或强迫生育的案例。来自单亲家庭的 31 岁的何萌 （Hemeng） 曾经是当地 PFLAG （同性恋亲友会）的主要组织者，但后来与该组织断绝了联系。她对于PFLAG只谈“出柜”，却从未考虑过真实家庭的实际困难或关于契约婚姻的事情而感到很不满。我们在上海的受访者都没有缔结契约婚姻的打算。大城市名牌大学的受访者通常拥有更好的经济资源和前景，因此更容易与父母谈判并保持相对独立。即便谈判不起作用，她们也可以搬到其它地方去，出国留学就是一个非常热门的选择。

传递“身为女同性恋”的信息

在春城受访者与其父母之间，几乎不存在开诚布公的关于年轻女性性取向的交流。年轻女性通常会在父母面前否认自己的身份认同。父母不一定会同情女儿的情况，可能会采取间接的方式，希望改变或“纠正”女儿。为了减轻父母的怀疑，一些身份为T 的（更“男性化”的）女同性恋者试图让她们的外表看起来更为女性化：李冬开始留长发了，而30岁的女警麦子 (Maizi) 开始化妆、穿少女服饰。石头曾在中学时与前女友私奔，这也将她的性取向暴露给了父母。然而，她的父母从未谈论过这件事。

石头描述了关于父母未能承认她性倾向的真相。她说，在她父母的心目中，她是“精神病患者”，他们甚至找了一位精神科医生来企图“治愈”她。她的母亲曾威胁要打断石头的腿并养她一辈子，或者一起杀了她们两个人。

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他们虽然是知情的，却没有办法被叫醒。这取决于他们自己是否愿意相信……只有他们内心接受了，我们才能沟通。

除了谈论酷儿文化或酷儿故事之外，这项研究中的银城女性通常会直接或间接地向父母传达自己的性别认同，尽管她们的父母可能对此并不积极。除了 27 岁的社区大学毕业生兰 （Lanlan）外，所有银城的受访者都计划着最终向她们的父母出柜。木木真的很想得到母亲对她浪漫生活的祝福。她把她所有的女朋友都介绍给了她的母亲，但都只是作为朋友。木木不断地向母亲灌输酷儿文化和相关知识，尽管母亲通常都选择回避这个话题。她告诉木木，母亲声称可以接受别人的孩子是同性恋，但自己的孩子不行。大学时，木木和女友分手后，便向母亲出柜了。她回忆道，

我妈妈特别平静，对我说，“孩子，别哭了。不要难过。我跟你说。妈妈认为这是你的错觉。你们只是好朋友。还没有男生追过你。你还没和男生谈过恋爱。当你有了之后，你就会觉得【同性恋】不好、不正常。你没有试过。勇敢一点。”我想她心里是知道的，只是不想承认而已。她试了各种方法来帮助我变得更有女人味。

与小城市的状况不同，来自上海的受访者都已经或者计划向父母或家人出柜，除了康德 （Kangde），一名29岁的上海本地人，拥有名牌大学学位，不喜欢给自己贴标签。这些受访对象通常在教育她们的父母关于酷儿文化方面相对积极并具有策略。康德向父母讲述了自己的LGBT朋友的状况，并强调了他们在传统方面的优良品质，以表明“除了性取向之外，他们都很好”。

美美的个例有点戏剧性。她通过电话出柜是因为她的母亲做了重大的决定——为了她向婚介机构支付了大约 1,500 美元。她的父母哭了，开始指责自己辜负了她。从那以后，他们一丝不苟地表现得好像一切都是“正常”的。过年去家庭聚会时，美美和她的父母提前安排好在地铁站见面，然后一起走到那里，假装他们还住在一起。

图 / FIGURE×概率论 同性群体“出柜”系列纪录片

考虑到与其它两个城市相比，在春城LGBT个体几乎处于不可见的状态，我们在那里的受访者觉得她们没有任何空间与父母讨论身为女同性恋的问题。比如石头的父母选择“装睡”，她妈妈甚至威胁要杀了她和她自己。然而，在大城市，我们的受访者会更加积极并具有战略意义。虽然她们的父母对这种情况并不热衷，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至少不会“假装睡着”，并且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听女儿的话。

在银城，夏至的妈妈在无意间得知了夏至的同性亲密关系后，还和她聊起了中国的一些LGBT名人。当没有太多坦白或谈判的空间时，我们的受访者不得不妥协并选择缔结契约婚姻，在表面上复制异性恋模式。对于教育背景较好的受访者，移居国外则是另一种选择。

虽然出生在一个相对管教严厉的家庭，但在上海的美美之所以能通过电话出柜，是因为她能负担得起自己的生活，并且有能力资助自己和她的女朋友出国留学。如果她不得不和父母住在一起，又不能移居国外，情况就会复杂、困难得多。尽管她不得不在当地亲属关系的异性恋世界中和父母一起“表演”，但她不必做到像春城的李冬那样的程度。

** 内疚与尽孝 **

我们采访的春城女性通常说她们某种程度上对于自己是女同性恋有所内疚，并且对自己是女同性恋的同时又要做一个孝顺的女儿感到矛盾。李冬责怪自己的“不正常”，甚至为了让父母开心，曾经尝试选择与男性结婚。

石头也在追求真爱和孝顺之间纠结。她告诉刘悦（Yue Liu），一个理解她的表亲是这样描述她的处境的：“有些时候人是自私的，但是又不得不孝顺。如果你要孝顺，你就不能自私。”她还对刘悦说，按照她父母的说法，“孝顺就是在合适的年龄结婚，成家，赡养老人，最后为他们送终。”可是她对此并不是没有怨言：

我父母说我很自私。我说他们也一样自私。他们想要什么？其他人结婚你的孩子就得抓紧时间结婚。但是你的孩子幸福吗？很多父母觉得“我既然给你了，你就必须接受”。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这样是否对我有好处，或者我是否想要这样。

与春城的人不同，银城的女性并不直接将女同性恋身份与孝顺联系起来。何梦（Hemeng）有过一段契约婚姻，后来离婚了。虽然她不认为做女同性恋是错误的，也不认为身为女同性恋应该感到内疚，但她认为离婚和没有孩子是不孝顺的，而且这些情况是做女同性恋的后果。木木（Mumu）在她是否是一个孝顺的女儿这个问题上纠结了很久。

在看与孝顺有关的电影或电视剧的时候，我常常会变得相当沮丧和感伤，并且开始真正理解我的母亲。我知道即使她能接受我的性取向，她也必须承受巨大的社会压力。我无法想象这会让她有多难受。所以我觉得我很不孝顺。

木木对于“孝”的观念在某些生活经历之后发生了改变，她发现她的叔叔作为他父母的独生子并没有赡养他的母亲，与儒家父权思想中“养儿防老”相悖。有了这个观察，木木对孝道有了新的理解，这种理解强调与母亲一起成长，帮助她适应当代文化中的新事物。

中国的传统观念来讲，“你养我小，我养你老。”这是传统观念。我的想法是，你陪我长大，我陪你变老。在这份陪伴中，我们一起成长。

同时，在这种亲密并且相互依赖的代际关系中，她用策略帮助母亲不把“所有生活的意义”寄托在“下一代”身上，而是让母亲拥有自己的生活，并发展独立的自我意识。木木说：“当我真正放开她时，我发现我的父母在快速成长。她真的很聪明，而且可以接受新事物。”

大多数上海的参与者也希望自己可以尽孝，但他们未必会将孝顺与性取向联系起来。部分人甚至开始反思他们与父母的关系。康德认为父母将孝道与结婚生子联系起来是“他们那一代人的想法”，并试图“告诉他们不要有这种想法”。

美美也是这样一个例外。她父亲说“不结婚生子，女人人生就不完整”，但她抱怨说：

他们说的都是对的，但我做不到。我理解他们因为我而感受到压力，所以这是我的错。如果我随大流，他们就不用经历这些……我感到内疚，这也让我和他们的距离越来越远。我故意避开他们，因为看到他们我会感到内疚。我甚至不能接受他们对我好。

美美感觉到父母在感情上对她的依赖，并设法帮助他们在退休后独立生活。她的父母已经开始旅行，并开始在一所成人大学上课，而不是把所有的时间都倾注在美美身上。但她担心如果她移居海外以逃避潜在的异性婚姻的话“父母会觉得我抛弃了他们”。

孝道作为父权制异性家庭规范性的社会文化机制，其通过异性婚姻和繁衍后代来延续自身。按照春城石头的叙事逻辑，我们可以认为孝道与追求同性之爱以及女同性恋恋爱相矛盾，导致她伪造恋爱关系并进入了契约婚姻。与此相反，银城的木木在看到她的叔叔离开父权制异性恋族谱之后，重新定义了孝道。她将 "互相供养"的上下等级关系转变为 "互相陪伴"的亲密对等关系。木木从内部改造了异性恋本位家庭，而不是直接挑战或摒弃，这有可能为她将来与女友结婚的计划铺路。这种经过改良的传统孝道可以以一种赋能而非对抗的方式，将女同性恋纳入异性恋本位的原生家庭中。在与父母相互依存关系中，上海人美美对她的父母感到愧疚和责任感。然而，这并不妨碍她为了自己的幸福而策略性地准备移居海外，尽管孝道和愧疚感会一直伴随着她。

** 讨论与结论 **

通过调查中国三个城市的女同性恋者与其父母在感情生活上的交流，我们证明了父权权力衰落和父权传统复苏同时存在，其反映了马赛克现代主义中讨论的持续社会家庭变化，以及当代中国马赛克家庭主义。传统、现代、地方，还有全球影响下的马赛克现代主义和马赛克家庭主义在中国各地并不统一。我们不仅应该预估到此差异，而且要考虑到中国各地现代化进度和接受多样化思想价值程度的差异，以及中国人在人生选择上的差异和不平等。这在参与者的经历和期望里是显而易见的。

在这个婚姻普遍且早发的社会里，父母既是异性恋本位的受害者也是其共犯。他们可以唠叨、恳求、哭泣甚至威胁他们的孩子，对他们的女儿施加巨大压力，但他们不再拥有最高父权，也无法完全决定孩子的命运。同时，随着父母与子女关系变得相互依赖、平等和亲密，特别是在大城市新崛起的中产阶级中，子女也能以配合而非对抗的方式影响父母，以便解决父权制和异性恋本位的期望。参与者在无法成功说服父母时，要么选择缔结契约婚姻，要么计划逃离家庭甚至祖国。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代际间的亲密关系也可能导致父母的控制和监视 （Evans, 2008; Jackson & Ho, 2020; Jamieson, 2011; Ji, 2020） 。这就构成了中国目前的家庭和文化背景，在这种背景下，参与者们相对不对抗，更有策略，有时还通过自己的现代经验改写传统规范。通过这种方式，他们既可以追求自己的感情生活，也在很大程度上向异性恋家庭和社会的目标妥协。此外，我们的参与者与以往研究中的参与者不同 （Kam, 2013） ，除了李冬在与女友交往之前曾经考虑过异性婚姻之外，其他人都没有考虑过。这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参与者受过良好的教育，或者他们作为年轻一代的中国同性恋者，在中国马赛克现代主义中对抗和协调异性恋本位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此外，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教育背景较弱，生活在更保守环境中的参与者们更容易受到家庭施加的压力。而毕业于知名大学的人可以承受来自父母的压力，甚至可以出国来避免进入异性或契约婚姻。

应注意，我们的研究并不在合理化城市常规性（metronormativity），也不能将群体一概而论。相反地，在中国发展迅速且不同地区差异巨大的背景下，我们的目的在于将女同性恋代际关系动态变化中受到的约束和展现的策略结合背景理解。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此背景下，女同性恋在社会氛围较传统的小城市里可能会遇到更严重的限制。尤其是那些经济不独立且非知名大学毕业的人，很可能由于资源匮乏而被困于契约婚姻，没有其他出路。大城市里的人们也并非都思想开放，但她们有更多资源和选择来对抗异性恋本位，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更有机会移居大城市。若是无法出柜，那么出国对她们来说是一个更理想、更可行的选择。因此，在不同地区和不同社会群体中，马赛克家庭主义的组合方式也是不同的。家长权威、代际亲密关系、个人自主权、孝道，以及婚姻的压力和备选方案，这些“瓦砖”的权重和组装是不一样的。

Reference

Bao, H. (2018). Queer comrades: Gay identity and tongzhi activism in postsocialist China. Copenhagen: Nias Press. Brainer, A. (2019). Queer kinship and family change in Taiwan.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Braun, V., & Clarke, V. (2013). Successful qualitative research: A practical guide for beginners. London: Sage. Burger, R. (2012). Behind the red door: Sex in China. Hong Kong: Earnshaw Books.

Chen, F., Liu, G., & Mair, C. A. (2011). Intergenerational ties in context: Grandparents caring for grandchildren in China. Social Forces, 90(2), 571–594.

Chen, Y. (2009). Lesbian women’s marriage and families: A challenge to the traditional marriage system. Society, 29(4), 107–129.

陈亚亚. (2009). 女同性恋者的婚姻和家庭给传统婚姻制度带来的挑战. 社会, 29(4), 107–129.

Cheng, F. K. (2018). Dilemmas of Chinese lesbian youths in contemporary China mainland . Sexuality & Culture, 22 (1), 190–208.

Choi, S. Y., & Luo, M. (2016). Performative family: Homosexuality, marriage and intergenerational dynamics in China.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67 (2), 260–280.

Cong, Z., & Silverstein, M. (2011). Intergenerational exchange between parents and migrant and nonmigrant sons in Rural China.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3 (1), 93–104.

Cook, S., & Dong, X. (2011). Harsh choices: Chinese women’s paid work and unpaid care responsibilities under economic reform. Development and Change, 42 (4), 947–965.

Davis, D.S. (2014). Privatization of marriage in post-socialist China. Modern China, 40(6), 551–577.

Engebretsen, E. L. (2009). Intimate practices, conjugal ideals: Affective ties and relationship strategies among lala (lesbian) women in contemporary Beijing. Sexuality Research and Social Policy, 6 (3), 3–14.

Engebretsen, E. L. (2014). Queer women in urban China: An ethnography. London: Routledge.

Engebretsen, E. L. (2018). As long as my daughter is happy. In G. Wielander & D. Hird (Eds.), Chinese discourses on happines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Evans, H. (2008). The subject of gender: Daughters and mothers in urban China. Maryland: Rowman & Little eld. Farrer, J. (2002). Opening up: Youth sex culture and market reform in Shanghai.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Ferry, M. M. (2003). Advertising, consumerism and nostalgia for the new woman in contemporary China. Continuum, 17 (3), 277–290.

Fincher, L. H. (2014). Leftover women: The resurgence of gender inequality in China. London: Zed Books.

Gaetano, A. (2014). “Leftover women”: Postponing marriage and renegotiating womanhood in urban China. Journal of Research in Gender Studies, 4(2), 124–149.

Ho, P.S. Y., Jackson, S., Cao, S., & Kwok, C. (2018). Sex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exuality research in/on 21st-century China. The Journal of Sex Research, 55(4–5), 486–521.

Hooper, B. (1994). Women, consumerism and the state in post–Mao China. Asian Studies Review, 17(3), 73–843. Huang, S., & Brouwer, D. C. (2018). Negotiating performances of "real" marriage in Chinese queer xinghun. Women's Studies in Communication, 41(2), 140–158.

Jackson, S., & Ho, P. S. Y. (2020). Women doing intimacy: Gender, family and modernity in Britain and Hong Kong. London: Palgrave.

Jamieson, L. (2011). Intimacy as a concept: Explaining social change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sation or another form of ethnocentricism? Sociological Research Online, 16(4), 151–163.

Je reys, E. (2006). Sex and sexuality in China. London: Routledge.

Ji, Y. (2015).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Leftover" women in Shanghai.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7(5), 1057–1073.

Ji, Y. (2017). A mosaic temporality: New dynamics of the gender and marriage system in contemporary urban China.

Temporalités. Revue De Sciences Sociales Et Humaines , 1–16.

Ji, Y. (2020). Mosaic familialism: Daughters providing for parents and the reinstitu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families.

Twenty-First Century Bi-Monthly, 180(4), 77–79.

計迎春. (2020). 馬賽克家庭主義: 從女兒養老看中國家庭制度變遷. 二十一世紀, 180, 77–97.

Ji, Y., Wang, H., Liu, Y., Xu, R., & Zheng, Z. (2020). Young women’s fertility intentions and the emerging bilateral family system under China’s two-child family planning policy. China Review, 20(2), 113–142.

Ji, Y., Wu, X., Sun, S., & He, G. (2017). Unequal care, unequal work: Toward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gender inequality in post-reform urban China. Sex Roles, 77(11), 765–778.

Kam, L. Y. L. (2007). Noras on the road: Family and marriage of lesbian women in Shanghai. Journal of Lesbian Studies, 10 (3–4), 87–103.

Kam, L. Y. L. (2013). Shanghai lalas: Female tongzhi communities and politics in urban Chin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Kam, L. Y. L. (2020). Coming out and going abroad: The chuguo mobility of queer women in China. Journal of Lesbian Studies, 24(2), 126–139.

Kong, T. S. K. (2011). Chinese male homosexualities: Memba, tongzhi and golden boy. London: Routledge.

Kong, T. S. K. (2016). The sexual in Chinese sociology: Homosexuality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64(3), 495–514.

Li, T., Fan, W., & Song, J. (2020). The household structure transition in China: 1982–2015. Demography, 57(4), 1369–1391. Liu, J. (2007). Gender and work in urban China: Women workers of the unlucky generation. London: Routledge.

Liu, J. (2017). Intimacy and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in rural China. Sociology, 51(5), 1034–1049.

Peng, X., & Hu, Z. (2015). The contemporary transition of the Chinese family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family policy.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2, 113–132+207.

彭希哲, 胡湛. (2015). 当代中国家庭变迁与家庭政策重构. 中国社会科学, 12, 113–132+207.

Qian, Y., & Jin, Y. (2020). Premarital pregnancy in China: Cohort trends and educational gradients. Studies in Family Planning, 51(3), 273–291.

Rofel, L. (2007). Desiring China: Experiments in neoliberalism, sexuality, and public cultur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Sang, T. L. D. (2003). The emerging lesbian: Female same-sex desire in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hi, J. (2016). The evolvement of family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 in transition: Mechanism, logic and tension. Sociological Studies, 6, 191–213.

石金群. (2016). 转型期家庭代际关系流变:机制, 逻辑与张力. 社会学研究, 6, 191–213.

Song, J., & Ji, Y. (2020). Complexity of Chinese family life. China Review, 20(2), 1–18.

Song, J., & Lai, W. (2020). Cohabitation and gender equality. China Review, 20(2), 53–80.

Song, S. (2011a). Retreating back home willingly or being unwillingly sent home? ——Debates on "women-going- home" and the ideologic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course of marketization in China. Collection of Women’s Studies, 106 (4), 5–12+26.

宋少鹏. (2011a). “回家”还是“被回家”?——市场化过程中“妇女回家”讨论与中国社会意识形态转型. 妇女研究论丛, 106(4), 5–12+26.

Song, S. (2011b). The private embedded in the public: The state’s discourse on domestic work, 1949–1966. Research on W omen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19), 131–172.

宋少鵬. (2011b). 公中之私——關於家庭 動的國家話語 (1949–1966). 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 19, 131–172.

Sun, S., & Chen, F. (2015). Reprivatized womanhood: Changes in mainstream media’s framing of urban women’s issues in China, 1995–2012.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7(5), 1091–1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