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外访谈丨社群不再是必需品，这是它的最大价值

2015年10月，Purple以一篇现在看来略显稚嫩可爱的《大清基佬紫的故事》宣告成立。在推文末尾，当时的伙伴们郑重其事地写下，“PURPLE，让你的每一句话都有回音”。

彼时，青年小组、社群组织百花齐放。在那个喧嚣的年代，这句承诺像是一个温暖的愿景——大家满心以为，回音会回荡在密集的联结中，并最终传遍更广阔的社会。

然而，当我们站在十周年的节点上环顾四周，才突然想起物理定律：“回音”能被察觉，前提是空旷和寂静。

十年间，并肩发声的账号大多归于静默，蓬勃的青年社群下落不明，曾经合作的机构陆续消失。当同行的身影与嘈杂由于外部压力被迫退场，这句重复了十年的承诺，才真正撞击着时代的围墙，在寂静中激荡出清晰的余音。

而我们从未停止呼喊。

今年，我们启动了「老成员系列访谈」，试图保存那些关于性/别、行动与自由的频率，追踪那些声音的去向，确认那些震荡如何延续至今。

这是系列访谈的第一篇，让我们继续制造回音。

阅读提示：

受访者分享的思考与观点，都是在具体处境下的私人观察，不代表某种“资深”或“专业”的终极定见，请持开放、对话的心态对待。

从哪里开始：社群的成立

Q:Purple是从T大H组织P社团分离出来的小组，是什么契机促使它从P社团分离出来成为独立小组的？

Fox:14年和15年是高校的LGBT活动非常活跃的年份。那两年校外的同志组织B组织、L组织举办了各种活动和夏令营，邀请了许多学校在做LGBT事情的人聚在一起。15年10月，K同学参加了一个性教育活动，回来后备受鼓舞，希望在T大内部也有侧重lgbt活动的组织。办公众号后发了第一篇文章，名为《大清基佬紫的故事》，文章以现在的眼光看非常粗糙、简陋，把一堆紫色的东西叠在一起，问为什么没有基佬紫？这篇文章一天的阅读量达到上万，激动的心情感染了所有人，随着这篇文章的发布，Purple也算是成立了。

Q：据我了解，2015年对于社群来说是一个转折点，15年之前有关社群的监管和政策会更松一点，15年之后是另一个时间段，Purple成立的这个时间点挺有意思。

Fox：Purple的成立承接在这个脉络中。14、15年是相对开放的时代，那一年是美国裁决同婚合法的年份。在那一年，我刚上大学，甚至在上学前两年，T大P社团邀请L组织来做过一次关于同志LGBT的分享，阶梯教室是几百个人的级别。那个时候环境相对宽松，但是确实正在转折中，只是当时处在阶段的人没有意识到转折正在发生。因此1415年就是最后的余晖。那段时间许多高校的LGBT小组纷纷成立，也有许多把各种高校的LGBT小组连接起来的小组，例如***ta们成立的青年同伴网络。那几年非常风风火火，也有许多高校串联。

小奈：我于15年入学，入学时恰好遇到Purple成立，因此对于它背后的故事我并不了解。有一天朋友圈刷到一篇文章，有一个组织在图书馆举办一场LGBTQ的观影会，只是一部电影。我跑遍图书馆，却没有找到场地，也没有看到任何会议室或者其他地方开着门。后来我忘记是怎么获得消息，是有人告诉我还是网上有人说我忘记了，活动被取消。一段时间之后，我看到Purple的出现，便加入了Purple。

Fox：Purple大概在15年10月份成立。第二年“517”期间，我们想在桃李和紫荆食堂举办路演，设计了大展板和海报，就在门口路演，让大家把头发染成彩色，并写一些小寄语表示支持。当时我们认为这样的活动很自然，从来没想过“公开”举办倡导活动会是一个问题。从成立的第一年开始，我一直认为在学校里进行小范围活动没问题，但那次517的项目最终没能完成。

这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在我们前一年的预期中，比如从10月到5月之间举办的各种活动，实际上一直还算顺利。当时我们邀请了北同的嘉宾来分享，举办过关于出柜和形婚的活动，每次来20到30人，在小教室里办，都没出过问题。因此我们当时过于乐观了，直到这个转折点出现，才第一次真正感受到阻力。

第二年517活动时，我首先是以P社团的名义申请的大展板和路演。当时办活动我才知道，原本以为大家只需要守着小摊位、在管束范围内申请即可，结果展板申请被拒绝了，路演最终获批在食堂门口摆小摊。当时觉得没有展板也可以，路演时我们还开心地通过Purple发了文章，标题大概是“517国际不再恐同日，欢迎大家来食堂门口表达支持”。虽然那篇推送瞬间火爆，但紧接着就被投诉删除了。虽然现在很难精准回忆当时的心情，但我记得当时非常震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为什么不被允许？

从这个转折点开始，我逐渐感觉到办活动越来越困难。于是，我们逐渐在处理P社团与Purple的关系。一是Purple不想再完全以P社团的名义办活动，但也不想完全撇开与T大官方的联系。二是P社团，我认为它毕竟是个校园社团，是官方正式的组织，而它主要关注的更多还是性教育和性科普，因此从正式渠道加入P社团的人不必然想加入到Purple。真正分开应该是后面的事了，因为到后期Codata们似乎还在以P社团的名义做很多事情。

做了些什么：分工与活动

Q：小奈和fox主要在哪几年参加了Purple的工作？Purple的工作流程和分工是怎样的？你们各自负责的主要方面是哪些？有哪些印象深刻的工作产出？

小奈：15年我入学，刚入学时关注了公众号，第一个学期没有加入Purple，偶尔去参加活动。16年春季学期开学之后，我加入了类似招新的组织，当时我选择的是志愿者组，并没有成功担任志愿者，没有人关注我。

我参加过一个活动，询问是否有更多参与的机会，之后就逐渐深入进去了。从16年一直到19年我毕业，这段时间我在Purple待了很久。正如Fox刚才提到的，当你看到产出的东西有很多人关注时，会感到很兴奋。对我个人而言，高中时期对大学有很多期待，认为上大学后可以认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做一些事情，但后来发现情况并非如此。而且铁拳非常吓人，有时候看到文章发出来很开心，可转眼文章被删了，你会非常失落。心情有很大的反差和变化，也会有很多迷茫。

在这种情况下，你急需找到一种陪伴。那时候社群这个词，还不是我生活中的常用词，我只是希望能有一帮志趣相投的朋友。最开始是想找男同性恋，当时知乎上有一个T大的人写他的恋爱故事，我就在下面评论。他私信我说有个QQ群，里面有很多T大的Gay，问我要不要加入。加入后，我开始和一些人约饭、在校园里散步。哪怕只有三五个人能和你日常相处、聊天，你都会觉得真的很不一样，这非常重要。于是你会想看看是否有更多人，便开始更主动地尝试和Purple联络，加入ta们做点事情。我一开始主要在活动组。早期运营团队的分工比较简单，分为活动、写作、宣传和学术组。

之后我们推出了类似于理事会的方案，每个组的负责人或者积极分子都会参与。我最初负责活动流程，其实并不复杂。到了大二、大三，为了让Purple有事可做、不至于逐渐消失，我们摸索出了一套方法：学期初，组员们提出活动想法，负责人拿到理事会上讨论，大家一起评估哪些活动有风险、哪些不符合Purple的立场。一个学期大概排三四个活动，确定好之后就去借场地、准备材料、联络嘉宾。那个时候大家没考虑太多复杂因素，只要有一个想做的点子，就决定一起把它做好。

每年产出最深刻的应该是“517”，这是各组协作完成的大事。比如16年的517，因为在食堂门口被驱赶，我们就挪到了紫操的角落，用彩色印泥或蜡笔画涂鸦。大家在操场角落里活动，发放彩虹旗，制作街头采访视频，还一起看电影。现在让我印象深刻的，并不是某次活动中惊心动魄的故事（比如被保安“抓捕”之类），而是你一直想做成一些事，并且真的能推动它完成。即使遇到了很多打击和挫折，这种状态也一直在持续，这让人非常振奋。

Fox：我的工作比小奈早一年，从办活动开始逐渐参与组织。例如我们发出的大清基佬紫成立后，先招拢一些志愿者。这时社团组织处于早期，大家没有明确的分工和规划，同时也没有层级，只要想做任何事情就可以执行。最初你积极参与组织活动，之后就会有更多的参与感和归属感；你做了越多的事情，越来越投入，就越想做更多的事情。

我们从最初筹办活动、每学期招新，逐渐分化出了小奈提到的那些小组，并形成了社群组织的雏形，包括核心理事会和各组成员。在那之外还有更大的志愿者群、聊天群，大群里的人可能只是参与探讨，并不一定参与核心策划或具体执行。

当时我们做活动的困难主要在于，Purple大体上是一个很松散的组织，加入后并不一定认识任何人，而是需要想办法让更多的人有更多的参与感，有更多的参与感才能有更多的归属感。我们会努力举办聚餐、观影、沙龙活动，并且邀请大家分享经验。这个过程让我逐渐敞开自己的心扉。我来自一个小县城，当时非常深柜，谁也不认识，有很多自己内化的偏见。在这个过程中见到更多的人，思考更多可能性，在这个过程中我不断思考自己的身份。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每年517的时刻，那时候大家一起想做一个大project，最团结。而且每年的517都会遭遇比前一年更大的困难，这些阻力反而让大家更有凝聚力。比如发了一篇推送，每隔三秒就要打开看一眼阅读量有没有涨；随时紧盯消息，看哪个东西被封了、哪些地方被打击了，那完全是一种投入战斗的状态。

我记得2017年我们发布了一个采访视频，小马哥，现在在b站还能搜索到，那个视频的浏览量达到了几万。我们在2017年的517做了一个少数群体采访，在校内询问路人的看法并剪成合集。那是当年的大项目，还配合了互动页面等内容。那一年我们没有选择做任何线下公开活动，而是选择发布视频进行线上倡导，线下空间几乎已经不存在。

到了2018年，我们发起发放彩虹旗的活动，让大家在517那天把彩虹旗系在书包或自行车上。当时考虑到这更像是个人行为，而不是聚集性活动，应该更安全、更容易被接受。我们每年都评估活动的风险“还好”，但活动一发出来就发现“并不好”。那年我们最初在食堂地下发旗子——我不确定现在那里是不是改成了西餐厅——结果刚到那儿，食堂工作人员就说不可以，文章随后可能也被删了。后来我们就有点打游击的感觉，转场到了图书馆。当时我们总结了经验：如果你拿着一大堆东西长期坐在一个地方发，肯定会被赶走或禁止。

小奈：我们直接发了一条推送：如果大家想要彩虹旗，可以到图书馆这边来。图书馆西侧有一条骑行的路，那里有一片类似花园小广场的地方，实际上彩虹旗就藏在那儿。我当时坐在图书馆一楼的咖啡厅里，拿着一面旗子假装在自习。

我当时尽量让自己看起来不像是在打游击，如果有人来询问，我就告诉ta们旗子放在哪儿。那天有很多人参加，我记得下午还是傍晚的时候下雨了，但还是有很多人赶来领。除了Purple的学生，还有一两个教工——ta们可能不是在编老师，而是来T大交换或者做行政的——甚至连T大附中的高中生都过来拿。

到了晚上，保安开始陆续清理大家挂在自行车等地方的旗子。有人可能在宿舍楼下跟保安对峙，消息传到了群里，就有人从宿舍跑出来劝说保安，要求ta们保留这面旗帜。那是我们第一次与校方人员在线下产生正面、直接的冲突。虽然当时气氛很紧张，面临对峙、被要求查看学生证等压力，但整体上并没有发生剧烈的肢体冲突，最后参与的人也没有因此遭遇实质性的处分。

Fox：（后来）有些人的彩虹旗被强行拔走或者不允许ta们带着彩虹旗进入校门。每年的517都在刷新我的认知下限：每年517都在试探“可允许”的活动边界，然后每年都发现这个边界越来越窄。 或者说我们每发明一种新的倡导形式，然后口子马上就被堵上。

小奈：我忘记了，不允许进入校门的时间是18年还是19年。

Fox：我非常确定18年，我听说有朋友自行车上带着彩虹，不允许ta进来。如果楼下的自行车插了彩虹旗，那么第二天就会被收走。一方面能感受到很多人的支持，另一方面学校的管理层带来了更多阻力。

小奈：我重新说一遍（18年517的情况）。

拿彩虹旗的大部队都在情人坡，但如果有人来文图一楼咖啡厅找，ta们往往会东张西望。我看到后会挥一下手中的彩虹旗，或者主动上前询问，告诉ta们我们遭遇了一些阻力，拿旗子的地点改了。如果有人问在哪领旗子，我还是让ta们先来文图，大概就是这么个过程：很多人先到文图，我一旦发现有人在找东西，就指引ta们去情人坡。

我在文图守了一段时间后，保安发现了我，于是产生了一些对峙。他想收走我的旗帜和学生证，我不记得他有没有给学生证拍照。当时觉得也没什么（It’s fine），我没再继续坐在文图咖啡厅里，而是出来站在文图门口的树下。我站在树下，旁边可能还有其他人，我记不太清了。有个保安就在文图对面的小花园里远远地盯梢。他其实没发现大部队在情人坡，只看到有人过来跟我说两句话就离开了。他可能并不了解具体的内情，估计以为我只是在那儿向大家解释活动取消了，好让大家别再往这儿聚。因为我手里只有那一面旗子，没有多余的物资，他也没法真正抓到什么把柄（坐实事情）。这就是大致的过程。但从那一年（18年）开始，T大校方开始彻底查禁彩虹旗了。

Q：我们已经没有赶上最后的余晖。请问社群成员们，采取打游击战的方法时，是否有灵感来源？这种活动的方式是从哪里汲取灵感，还是大家商量出来的？

Fox：这是大家商议出来的，当时我认为让大家带着彩虹旗表示支持，这是一种去中心化的活动形式，可以规避风险，只是没有想到雷点有这么多。

社群的立场与边界

Q:在初创阶段，在与其他多元性别社群相比，Purple是否有独特之处？例如Purple酷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以及对理论性问题的强调，似乎都比较独特。两位认为Purple都有什么独特之处，以及为何会有不同于其他多元性别社群的独特之处？

Fox：我们的独特之处在于酷儿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以及基本立场文本的撰写和持续修订。经过两三年的实践，我们发现很多人加入 Purple 是怀着一腔热情来的，但对身份背后的政治经验和理论思考其实非常有限。时间一长，群里缺乏共识，就容易吵架，出现很多没有营养的争执，甚至偶尔会冒出粉红或者让人惊悚的发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逐渐意识到必须建立某种最低程度的统一共识。理论上的支撑，是我们和其他小组最关键的区别。很多社群更侧重解决自我认同、交友、认识朋友——这些当然很好，但我认为理论武器同样重要。

小奈：除了反粉红之外，我觉得Purple其实非常早就开始明确反对自由主义。我观察到国内很多社群整体是自由主义倾向的，而Purple很早就提出“中产阶级阳光 gay”这种批评话术，也通过问卷和基本立场建立了反自由主义的方向。

正如 Fox 刚才说的，我们和其他组织最大的区别，在于重点不在自我认同，而在社区服务和观念传播。我们更希望对外普及一些理念，比如学术组做翻译和内容整理。我们当年内部也讨论过很多次：要不要做社群内交友活动？最早确实尝试过相亲、speed date 这种形式，但后来慢慢取消了。一方面，如果只是想交友，本来就有很多交友软件可以用，当年甚至比现在更活跃；另一方面，大多数交友群生命周期很短，一到假期就沉寂。我们不希望 Purple 变成这种昙花一现的泡泡，也不想把太多精力消耗在交友上。

至于反对自由主义，也有非常现实的原因：有些发言真的让人难以忍受。我们不能把社群变成一个每天和垃圾言论争吵的地方，于是才引入入群问卷，希望基本观念保持一致。而且从实用角度看，很多自由主义者或者粉红加入 Purple，其实也得不到ta们想要的东西。ta们要交友，有更高效的平台；ta们要走自己的平权路径，也不需要依赖 Purple。把ta们放进来，只会让双方都不舒服，最后还是要离开。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通过问卷做区分。我觉得 Purple 早期的名声就是：学术性强、性冷淡、脱不了单（笑）。这个形象某种程度上也没问题。脱单当然不是不可能，但那从来不是主要目的——如果发生了，我们也不会棒打鸳鸯。

Q：是什么契机推动people从T大的学生社群走向更广阔的青年群体？

Fox：第一年，我们借助P社团的皮囊，在校园内举办了很多活动。但从517之后，我们逐渐意识到这种方式是不可持续的。P社团隶属于H组织，而H组织是学校的官方组织，当时H组织已经开始忌惮，不希望P社团再做这类事情。

在这种主动与被动的双重压力下，我们不再以P社团的名义做太多事。随着Purple自身规模的壮大，成员也变得多样化，不仅限于原本那群人。这时我们开始不再依赖P社团，而是依靠Purple内部的朋友和人脉，时不时借个教室，逐渐与P社团脱钩。在那段时间，P社团和Purple在具体事务上相对独立，做事的人也不再有交集。到了后期，P社团的负责人变成了Coda，因为他与Purple关系非常紧密，两边才又有了紧密的合作。我认为学生组织非常依赖于“人”，一旦做事的人毕业了，那些联系就会变得非常脆弱。

我刚才提到这种逐渐脱离官方、转而依附内部人脉的联系，虽然灵活但确实脆弱且不可持续。那些年的517活动让我们越来越意识到学校并不欢迎我们，同时我们也对学校产生了抵触情绪。我们开始主动或被动地切割与T大的联系。

另一个重大的转折点是2021年。之前Purple公众号的简介里一直写着“五道口某组织”，很多地方都能看出与T大的关联。21年大规模封号时，各大高校的性少数账号都被封了，我们不得不另起炉灶。这时我们彻底意识到，与学校有任何瓜葛并非好事。关于21年之后的发展，我已经没有太多深入参与了，如果需要细节，可以由别人补充。

我于18年本科毕业，18到21年间在北京读研。我永远记得公众号被封的那天，当时我和Coda正在云南自驾毕业旅行，白天看到大家经营多年数万粉丝的Purple公众号突然被炸，到处群里闹哄哄的，因为在旅行开车我甚至还没来得及处理情绪，一直开车一直开车，那天出了一点岔子很晚都没回到住的地方，已经很崩溃了，终于把我换下开车位我说路边歇一会我看个手机，一打开手机赫然发现我的个人微信也被彻底封号了，都不是限制登陆，封禁的理由更好笑说我散播谣言。我特别记得那天在云南一个很偏僻的乡村路上，下车的时候外面漫天繁星，星光璀璨，但是我们的公众号和我的在北京7年的回忆和产生过交际的朋友圈，全部清零了。21年后我离开北京去深圳工作，确实没再参与Purple的具体组织。随着个人微信号被彻底封禁，以前在北京认识的很多人也就此断了联系。我像是主动又被动地，被赶出了这场运动。

Q：刚刚提到了与P社团之间的过往，后期在学校的视角里，可能会认为Purple和T大Z社团之间有联系。这部分当时有一些苗头，或者两位有想表达的内容吗？

小奈：Z社团的死亡比我们还惨。虽然我对Z社团不是很了解，但是我们学术组的很多成员都是由Z社团培养出来的。学术组在Purple与学校脱钩这件事情上做了很大的推动。我忘记我们讨论是否要与T大脱钩的原因，是循序渐进做的决定，还是某个事件促使我们做的决定。我记得一位学术组的老成员曾提到过，被学校收编没有任何好处，学校也不一定会给你资源。Purple的基本立场偏马克思主义都与Z社团的人有联系。我认为漂浮在T大上空的幽灵绝对不是Purple，幽灵就是Z社团，比起怕我们，学校怕ta们会怕得多。

小奈：关于第五个问题，哪些契机推动Purple走向更广阔青年群体？

从我的角度来看，16 到 19 年间我在 Purple 比较活跃。虽然当时我们名字里已经改成了“五道口”，招新也不再局限于T大学生、甚至不局限于学生身份，但我并不认为我们当时有意识地去吸纳更广阔的青年群体。虽然那时各高校纷纷成立性少数相关组织，但对于很多北京的学生来说，ta们学校可能没有组织，或者学校的情况跟ta们想象的不一样，所以ta们会逐渐在网上搜索、了解Purple并加入。

我不知道这些讲得够不够多，也不清楚Purple后来还做过什么。你（Fox）还记得Purple参与过 MeToo 吗？

Fox：在某篇文章中，我们还发起过一个联署。说实话，现在听到这两个字我都感到害怕。今天早上我看新闻，提到香港有人发起联署，第二天就被抓了。这种感受让我想起 15 年刚在 Purple 办活动时的经历。一开始总觉得办个展板、搞个路演能有什么问题？认为这很好，没有安全隐患。结果现实给了你重重一击，你会发现边界在逐步缩紧，你是在不断地以身犯险去探索那个边界。

小奈：我对MeToo印象非常深刻，是因为当时正值考试周。我半夜复习到一半，那边发来一篇文章让我修改，细致到了标点符号的编辑程度，做了很多连夜校对的工作。

我记得这件事情特别有意思。那篇文章应该是国内最早关于MeToo的联署之一。之前只是有MeToo事件出现，而我们是最早呼吁校方或相关角色去关注这个议题的。那时候吸引了很多社会上的非学生群体，甚至很多关注点偏向女权的人也开始关注Purple。我认为这是 Purple第一次接触到更广泛青年群体的契机。

那时候我觉得自己还只是个“小孩”，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根本不知道那些关注者原来不是学生，也不了解ta们到底关注什么、关注什么样的社会事件。我们完全没考虑过，也没想象过。直到现在这个年纪，我才开始反思这些。我想说，很多关注者对Purple的期待可能是不一样的，但那时候的Purple本质上只是一个学生组织而已。

我们每年不只做一件事。虽然我记不清发彩虹旗具体是哪年，但在发视频的那一年，肯定不仅有视频，还有街头采访，包括一周放好几部电影，大家征集想法汇成一篇推文。每年我们都会做一系列线上线下的活动。你还记得我们在19年做的周边项目吗？是美院的朋友设计的。从我的观察来看，如果说14、15年是Purple或者国内性少数运动的一个起点，那么19 到20年疫情开始，直到疫情结束，又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点。

Fox：

我认为最大的转变是疫情期间所有线上线下活动的全面收缩，而2021年的“里程碑”事件就是封号。21年之后，所有高校的性少数社群全面转入沉寂。我现在关注得较少，因为我已经不是学生了，能关注到的途径有限。另外，之前像SOGIE网络和CSYN，它们将各高校的小组连接起来，比如建立大群让大家互相认识。但后来负责CSYN的人也逐渐离开了，因为一些难以言明的原因。所以到了22、23年，这类跨校组织彻底不再运作了，我认为目前各校小组基本上都很难再有作为。

小奈：

我并不清楚Purple后来的定位是否变得更广泛了。21年账号被封之后，当时另一个多元性别学生小组的负责人曾与我们讨论，是否考虑转型为一个社会化组织，彻底与学校脱钩，甚至成立自己的公司或挂靠在一些NGO下面。现在很多Purple的老人都知道这事。那时我只是个旁听者，但我建议不要这样做。我不认为C学生小组的人联系我们是因为背后有某个“高层”NGO 支持，如果你能挂靠在那种背景下，确实可以做成很多事。ta们当时希望将国内各高校的资源整合起来，但出于Purple一贯的身份和角色定位，我们拒绝了。对方之所以提议，是因为学校管理越来越严，校内空间太小了。我们当时很多活动是去706空间办的，但现在706也关了。因为大家没地方去，只能往学校外面走。但后来，连NGO这条路也没有了。

Fox

现在NGO自身难以保障。

Coda：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大群了。小奈和fox还会看大群吗？

Fox：消息太多，我在群聊中认识的人不多，因此比较少关注。

Coda：是的。

小奈：我也是如此，只是稍微多关注一些群聊内容。我在群里会骂人，有时候我会点开群退出，清除未读消息。虽然我不太关注群聊内容，但只要看到正在讨论的话题让我忍不住想说话时，我就变成了一个在群里骂人的角色。

Fox：不能再说了，我要责备你。

小奈：类似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我生活过得不如意，所以我一定要撒撒气。大部分时候我并没有关注群里发生的事情，我的更多注意力在Purple的一些分群，例如社畜群为什么成立？社畜群的成立原因是我当社畜时非常崩溃，一些好心群友拉了社畜群听我吐槽。后来越来越多社畜加入，我看社畜群看得较多，包括书影音群。例如我看到一些影视作品仍然会在里面聊天，对于大群我的关注较少，实际上与我的生活圈子距离有些远，没有很多可接触的内容。

离开校园之后，社群如何留在生活里

Q：想请大家分享自己当下的生活整体情况，以及社群的活动对自己当下的认知、心态、职业选择和生活产生的影响，您现在的生活和社群还会产生重叠吗？

Fox：我想想，我现在在英国，教物理。我觉得生活中的这些经历绝对影响了我，让我觉得国内很多东西不可忍受，因此做出了决定。

先小论一下我的个人生活和曾经的经历。一是，我二一年之后注册了新微信，但反正被动、被迫地跟原来很多人断了联系，也没有再去加别人。同时，我也离开了北京，所以跟 Purple 或者原来的同志运动的连接被强行斩断了。但这些经历当然仍然在我的生活中产生深远影响。我的很多好朋友，我大学认识的所有亲密、在乎的朋友，都可能是最真正的朋友，都来自 Purple，比如小奈、Coda等。

现在我在英国，这边也有一些组织，比如 Queer China UK，伦敦也有很多做运动的女权团体。即使到了陌生的地方，跟以前因为运动而结识的朋友仍然觉得最亲密、最亲近。比如最近有朋友也来英国读书，大家因为 Purple 或者运动而结识，又在伦敦聚在一起。我有时候会去参加这些团体的活动，也帮ta们做一些事情。但毕竟没有再经历在国内的时候，尤其是每年 517 那样激动、澎湃的学生运动生活的激情了。尽管如此，这些经历在我的生活中依然非常感人，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段经历。

现在在英国，好多人因为以前在运动里见过一面，然后来到伦敦，依然会觉得分外亲切。

小奈：新加坡没有类似的社群组织。我之所以想离开新加坡，一个原因在于新加坡还是一个非常威权主义的国家。整体来说，新加坡还是一个非常保守的社会。我反而觉得，中国相对“好”的地方在于：国内的朋友有更强的权利意识，有更多的想法。ta们的眼界、ta们想争取的东西、ta们的理念，都会让我觉得更有共鸣、更亲切。新加坡不是这样的。

新加坡整体上首先是政府监管非常严格，你对政府的批评空间是高度受限的。而且2022年前，新加坡刑法377A条文规定，男性的同性性行为属于犯罪行为。世纪八九十年代仍有依此定罪的情况；2007年政府表明不会主动执法；2010年检方以此起诉了一个人，但后来改成了以其他罪名起诉，男男性行为的起诉被撤销。虽然“第377A条”在最近十几年的实践中基本没有执行过，但它长期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姿态，它是殖民时期留下的法律。而在废除这条法律的时候，当时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公开说过：即使新加坡废除了第377A条文，政府也将维护和保障婚姻制度，仍然只承认男女之间的婚姻，并且相关的许多国家政策，如公共住房和收养规则都依赖于这一定义，政府不打算改变这些政策或婚姻的定义。这句话是在正式场合直接讲出来的，所以你可以很清楚地感受到政府的态度。

与此同时，新加坡又非常擅长用一些不痛不痒的性少数符号，来包装自己的开放和多元。这套机制在我看来是非常“聪明”，甚至可以说是狡猾的。当然这是我的个人判断，但它确实是一种精细管理的官方立场。

而从普通人的角度看，也存在一种断裂：一部分年轻人过于天马行空，因为没有真正做过什么实践，所以会觉得一切都很简单；另一部分长期在新加坡生活的人，则完全沉浸在工作—赚钱—度假这种循环里。女权、性少数权益这些概念，根本不在ta们的认知框架里。所以如果你对酷儿社群有明确的诉求，新加坡并不是一个特别合适的地方。

Fox：新加坡会有像那种海离散的人群吗？就是因为政治原因离散到新加坡的。

小奈：我觉得比较少，因为新加坡政府和中国政府的关系还是比较紧密的。虽然它自称中立，但是这个紧密的关系，并不是一个对于离散者或者说流亡者安全的，或值得信赖的地方。

Coda：对，我感觉特别有感触的是，因为我在香港读书了两年，这两年里，我发现就是这边大家都想着赚钱，对于权力和对于钱之外的女权、性少数、酷儿等等议题，基本上是nobody cares，大家也不管这是什么样，也不去讨论，并不是因为禁忌，而是因为大家就不太关心，觉得这是你自己个人的事情，我觉得这边的整体氛围给我感受是这样。

Fox刚才说的那些内容特别让我触动。到现在为止，我最好的朋友基本上也都是在Purple里认识的。或者说，本身我在Purple的那段时间，如果别人发现你也在Purple，就会意识到你是比较open-minded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关系会慢慢变得亲近，而且会一直维持得很好。

所以，从Purple对我现在生活的影响来说，一方面，它真的给了我一个emotional support system。就是当有时候你觉得自己的想法很奇怪的时候，你会发现还有一群同样理想主义的人，也在希望、也在做类似的事情。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持续时间非常长的影响。

第二点是，说实话，Purple给我的一些value和观念塑造，一直影响到现在。因为我现在做的研究是accessibility research，无障碍研究，比较关注视障朋友、盲人朋友和老年人在不同场景下的需求。我觉得我之所以愿意沉下心来做这些事情，也和当时在Purple的经历有关——你会知道，真正把很多事情做好有多难；如果不是作为少数人去感受这些声音，就很难感同身受其中的困难。很多人会觉得这些事情不做也可以，但其实很多challenge和问题，都需要被更好地看见，也需要有人去认真想办法解决。不像现在这种环境里，大家好像觉得nobody cares就可以了。

因为我还在香港，但是我最近一段时间都是到处乱跑，然后明年会去美国半年。我现在陷入一种，从我个人的，就是personal experience的角度，我现在有点不太确定，我是要看看在外面长久待着的机会还是怎么样（的状态）。因为也是年纪大了之后，会觉得和家里离得远的话，自己心里会有点难过，但我也不太确定。

小奈：明白，明白，我们到这个年纪啦。

Coda：就真的，如果是三年前或者五年前——毕竟我爸妈要比同龄人的父母大上十岁左右——如果时间再往前倒个五年的话，我绝对不会考虑这种事情。但是（现在不同了）。

小奈：对，这些是最后一段，比较personal experience。我也说说我自己现在的情况吧。我的生活状态就是在新加坡当社畜，但新加坡对我来说始终是一个跳板，我一直在找机会、想办法去其他地方。我觉得新加坡这种不太确定的状态，反而让我很明确地知道：这不是我的地方，I don’t belong to it。在这种情况下，我去看未来的时候还是很迷茫，但我也觉得它仍然有很多机会和希望。这一点和我以前在北京的状态不太一样。我在北京工作了三年多，那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

说到Purple对我的影响，我觉得最直接的一点是：因为在校期间做了很多Purple的事情，你会变得更勇敢。你看到当时在Purple认识的朋友们现在在做很多事情，就会非常受鼓舞。包括Fox现在在做的事情，包括Coda现在在做的事情，对我来说都非常鼓舞。每次看到ta们发朋友圈、发Instagram，看到ta们在做的事情，我都会觉得：yes，我们都可以实现自己想要的东西。所以对我来说，它让我变得非常勇敢。即使我非常迷茫的时候，它也让我觉得：虽然迷茫，但不至于无助。包括生活中很多突发事件、意外事件，或者事情做不成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其实没什么。和Purple里经历过的一些挫折比起来，这真的不算什么。会有一种感觉：天哪，几年前更严重一百倍的事情我都经历过了，这点事算什么。

直到现在，酷儿相关的理论、事件，不管是轻松一点的文艺作品，还是更严肃的新闻、世界各地的运动，仍然是我关注外界信息时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不一定百分之百来源于 Purple，但一定和我学生阶段在Purple的经历密不可分。因为大家会不断关注、分享、讨论这些内容，也会一起产出相关的东西，它慢慢就变成了我生活中非常关键的一部分。

再进一步说，不一定所有东西都直接来自Purple，但Purple一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对我来说，一个不酷儿的生活是难以想象的。即使现在在新加坡周围没有很成熟的社群，我还是会主动去营造一些酷儿相关的元素。比如我在韩国有经常见面的酷儿朋友，在新加坡也有本地朋友，虽然ta们不一定完全理解这些，但我还是会拉着ta们听我讲。新加坡一年可能只有很少的 ballroom活动，我也一定会去参加。哪怕外界条件不足，我也会努力给生活加一些酷儿的部分。我没有办法想象一个完全不关心这些事情的生活。

包括我们这一代、这一波比较早接触这些东西的人，其实很多现在都在海外，成员也在海外。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影响：在国内的时候，会有一种“算了，那我们还是出去看看吧”的冲动。虽然我不太能说清楚具体机制，但这种推动是存在的。

至于现在生活和社群是否还重叠——对我来说，社群一直非常重要，但它的意义变了。对学生时代的我来说，Purple几乎是生存必需品。我当时真的觉得，如果有一天离开Purple，我会活不下去。有一年我特别累，课业很重，社工也很多，被迫放弃一些事情的时候，Purple 是我绝对不会放弃的那个部分。

但现在不一样了。社群仍然重要，但它不再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存在。至少Purple不再是一个你必须拥有的东西，也不再是你必须依附的性少数或性别社群。它的意义转变了。现在它仍然是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它给我的最大价值，恰恰在于：我已经可以没有它了。Purple帮助我更好地认识自己、面对自己；在真正困难的时候知道如何求助、向谁求助；也帮助我更好地想象未来的人生，并朝那个方向走。

所以对我来说，Purple不再是一个生存必需品，但仍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印记。它已经变成我生命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我必须依赖的外部存在。这其实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它不再是我需要不断抓住的东西，而是已经内化成我自己的一部分。

Coda：刚才小奈说的时候，感觉就是很说到我心里去。他说到就是，生活中已经不再需要Purple作为一个实体组织，有这种真的有一群人在那里的这种感觉，但是发现Purple对自己的影响已经完全刻在了生活中的所有的未来的选择，或者说会让自己看到还有别的一些possibility。

Q：Purple关注激进政治的议题，在内容和讨论上是否划定了某种理论门槛，如何平衡同温层的成员筛选与社群的包容性、开放性？这个我们刚才也有一些提到，但是如果大家有什么想展开聊的话，也可以展开分享。

小奈：那我先说吧。因为我理解当时这个“门槛”是怎么来的。我只说 16 到 19 年，也就是我本科期间的情况。

当时之所以会有那个问卷、包括基本立场的设置，其实原因刚刚已经提到了：群里有些人我们实在不想再忍了。所以我们希望通过一些机制把ta们隔绝出去。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安全性的考虑——当时听说学校里可能存在所谓的信息员之类的人，我们想尽办法把这些风险隔绝在外，所以才采取了这样的措施。

但对我个人来说，我不太觉得那是一个“理论门槛”。因为问卷里面涉及的内容，本质上更像是雷区，或者说 red flag——是一些需要警惕的表态。做这个东西的目的，是为了让加入的人能够感到 Purple 是一个安全的空间，是一个更可以分享想法的地方，让大家少一点去 deal with 那些非常可怕的发言。

比如你对代孕的态度、你对一些比较不大众化的性别表达的态度。对我来说，这些不是理论问题，就是你的立场和想法。如果你一上来就坚决支持商业代孕，那我们就拜拜了。不是要骂你，也不是要攻击你，只是路径太不一样了。我不想在一个两百人的群里，还要反复解释为什么我们不支持商业代孕。那没有必要。既然方向完全不同，各走各的路就好了。而且我也觉得，如果这种观点的人进来，对ta自己也未必是好事。ta会觉得处处被挑战、处处挨骂，那不如一开始就不要进同一个空间。

但实际操作里也不是这么绝对。有些人看问卷的时候，你会发现ta没有明确站在对立面，甚至是一个可以争取的人——你稍微分享一些观点，ta是有可能理解、改变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当然会放进来，通过后续交流慢慢聊。

至于 Purple 作为社群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我的理解是：通过问卷进来的人，大概率本身就比较包容。因为我们说的“包容”，对象本来就是那些受到更多歧视、更边缘、更弱势的人。包容从来不是指对更有资源、更强势、更精英的人无限鼓掌。所谓“中产阶级阳光 gay”，我不觉得一定要把他请进来然后什么都认同，才叫包容。包容这个词的宾语，本来就不是ta们。所以我也不认为谈包容就等于必须把所有人都放进来。

至于开放性，我承认：为了一个 safe zone（安全区）、comfort zone（舒适区） 的目标，我们确实牺牲了一部分开放性。我们就是不想那么开放。如果想完全开放，那就不会设置问卷了。但 Purple 长期以来本身就带有反自由主义的立场。自由主义的人当然可以去找自由主义的路，Purple 可能本来就不适合ta们。

不过从我当年在群里的观察来看（这几年我不太清楚了），即便有人发表让人难以接受的言论，大多数人还是非常耐心、非常 nice 地去沟通和对话。很多人潜水一段时间之后，如果觉得 Purple 太激进，就会默默退群；如果发现某些角度自己以前没想过，也可能慢慢改变。这对我来说就已经足够了。

只是像我刚刚说的，这几年我上班打工之后脾气变得很暴躁，在群里经常扮演唱黑脸的角色，说话比较恶毒，直接攻击某些言论。但我也很清楚，大部分人比我要耐心得多，也更愿意去沟通、去争取别人。至于我自己，只能说对不起，我不是那种类型的人。

时代变化中的社群处境

Q：这几年你感受到的时代大环境变化如何？

小奈：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很明显的时代大环境变化，我还是有一些想法的。就像我刚刚说的，2014、2015 年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转折点。虽然当时是急转直下，但说实话，我们想做的事情，基本上还是能做——只是换一种形式做、拐着弯做、偷偷做，还是能继续。但现在，无论线上还是线下，危险性都明显提高了。我们那个时候，很少需要直接对峙真正的公权力，最多是保安或者学校老师。但现在我知道，很多人面对的是公安或者其他公权力部门，这种危险程度和压力，是我们当时无法想象的。

监管收紧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能非常明确地说：疫情之前，我在朋友圈发很多内容——女权、MeToo、性少数平权——没有任何一个人跳出来反对，没有人说“我反对女权”“我反对性少数平权”，评论区从来没有人攻击。但疫情之后，情况明显变化了。你很难说是因为大家闲了才上网，还是所谓“觉醒”变成了双向的——不仅是所谓 progressive 的人更活跃，保守派也越来越活跃。疫情期间，就已经有人直接在网上公开反对平权。现在在 B 站，你甚至可以看到有人直接说“性别不应该平等”。这种言论在我们那个时候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几乎看不到。这意味着所谓保守主义、右转思潮，开始更公开地浮现。特朗普是 2016 年上台，当时大家就说全球右转，但在疫情之前，这种“右转”在中国的性别和平权议题上，其实没有那么直接的体现。疫情之后，这些声音明显增多。也许ta们一直存在，只是以前不说话，现在开始公开表达。所以现在，对 Purple 也好，对性少数个体也好，外部阻力确实更大了。我们当时的痛苦，更多是来自制度层面，比如校方限制；但现在变成了一种更广泛的孤立感——除了社群内部和少数亲密朋友之外，你在公共空间里举目望去，几乎看不到支持的声音。这种压力是完全不同量级的。

当然，也有一些积极的变化。比如自我认同方面，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反而更开放。我们刚入学时，不会第一天就出柜，还是会观察环境、慢慢试探。但现在很多刚上大学的学生已经更加坦然。我大四时就能明显感觉到，大一新生的开放程度比我们高很多。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新的问题，比如心理健康问题更加普遍。可能不是问题本身更多，而是大家更意识到它的存在，但无论如何，这是新的困境。

在这样的外部环境下，我也在思考社群内部的变化。Purple 一直认为女权和性少数平权是天然盟友，但现实中，这种共识正在动摇。至少在豆瓣、微博等平台，你会看到越来越多冲突。一方面，是因为大家关注的议题变多了，比如战争、国家政治等等，这些议题进入讨论空间之后，原本的联盟结构被打乱了。争吵越来越多。我记得我们当年一起看过一部英国电影，讲的是酷儿运动和工人运动的联合（应该是 Pride）。当时我们看到这种“合流”，觉得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但现在再看，我会觉得这种合流变得难以想象。因为在当前环境下，即使你释放善意，也不确定会得到善意的回应。我对这一点其实是比较悲观的。

这种分裂不仅发生在国内。比如我之前参加韩国的一些活动，也问过当地的活动者：韩国性少数运动和女权运动关系如何？ta们说，虽然存在分歧，比如一些排除性少数的女权群体，但总体来说，活跃在一线的人仍然认为这是共同的事业。日本和欧美也类似——虽然存在 TERF 等群体，但总体联盟仍然比较活跃存在。相比之下，我们这里的内部冲突显得更加突出。

每次看到这种争吵，我都会觉得很荒谬——明明面对的是同样的压迫，却变成了内部对立。但慢慢地，我也开始接受这种现实。因为监管越来越严格，外部空间越来越小，大家想做事情，却没有出口。想争取权利的愿望没有消失，但原本可以行动的空间消失了。在这种情况下，人还是会寻找行动出口。如果对外行动无法实现，那冲突就可能转向内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无力感的转化。我理解这种状态，也接受它成为这个时代的一部分。

那我们到底寄希望于什么样的时代，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呢？说实话，以我现在的状态，我真的很难想象。我很难想象会出现一种新的思潮，能够直接解决这些困境。我现在能做的，只是默默去关注一些理论、一些事件。也许等到有一天，我们这个时代真的迎来某种新的转折点，我会非常积极地去拥抱那个未来。但在当下，我对这件事情的感受还是非常难过的。

不过追根究底，我不觉得问题真的在某一两个女权主义者，或者某一两个所谓的“激同”。真正的原因还是在于：大家已经没什么办法了。因为外部要共同面对的那个敌人实在太强大了。我现在的理解大概就是这样。

好吧，我们讲点开心的话题吗？

Q：追问一下，这种很多已有的社群的被逐步分离化、离散化的现象，是世界背景下的一个趋势吗？在你的观察里面，它是一个中国的特点，还是会觉得很多地方都会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小奈：我觉得，对于“性与性别”这个大的 umbrella 来说，现在做事情越来越难，是一个全球性的趋势。但这个难，在欧美和中国的表现方式又绝对不一样。

比如中国这种你说的“被分化”“被离间”，类似的情况，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中国式的问题。虽然我没有证据证明官方具体在做什么，但我的直觉是，在这方面一定存在某种有意识的引导，才会导致现在这种局面。

但从全球来看，真的更乐观吗？我也不这么觉得。很多地方其实都没有变得更乐观。这个问题放在更大的语境里看，是几乎所有权利、平权运动都在面对的困境。

一个很经典的研究案例就是：游行、罢工这些行动的效果在持续下降。你在 2000 年代发起一次游行，和在 2020 年代发起一次游行，产生的社会效果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公权力本身也在进化——ta们同样会使用社交媒体、会做 marketing、会做形象管理。ta们可以制造一种感觉：你看，我们已经让你的生活很舒服了，那你为什么还要继续追求平权？包括很多海外的游行事件里，政府也可以通过一些小规模干预，比如散播信息、引导舆论、监控线上动向，然后做针对性的拆解，去削弱运动的力量。

所以从全球政治运动、平权运动的整体趋势来看，我觉得它们的实际效果都在下降。但中国是在这个“整体变差”的趋势里，又处在一个特别极端、特别困难的位置。

小奈：其实我觉得，Coda在香港看到的很多东西是相通的。比如他说香港大家都想着赚钱，那整个社会就被塑造成一个以赚钱为核心的结构。我觉得香港政府某种程度上就是在有意识地维持这种状态，新加坡政府也是一样的逻辑。

以新加坡为例，它给公民提供的福利其实非常好。一个新加坡公民可能只需要花小几十万新币，就能买到一套大概五十平米的房子，而且转手出售还存在溢价空间。再加上养老金制度、医疗保险制度等等，国家确实提供了非常扎实的基础保障。在这种情况下，你再去说我要争取更多权利，很多人其实不在乎。因为大家觉得自己过得挺舒服的。

我觉得香港也是类似的逻辑：工资高、消费空间大、生活享受感强，那为什么还要去争取权利呢？这种心理是相通的。

包括美国也有类似的观察。之前有个脱口秀演员讲过一个段子：ta说在纽约的时候，ta经常参加争取权益的游行，但当ta刚拿到绿卡，或者刚入籍美国的时候，ta就会开始犹豫——我还要不要继续这么激进？大家会慢慢开始权衡：我支持平权，但如果影响到我的保险、福利，那要不要算了？

很多社会运动就是在这种温水状态里被消解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是20世纪中叶的“美国梦”叙事：有老婆、孩子、狗，有房有车的家庭模式，只要靠个人奋斗就能致富。这是一个极其成功的故事，因为它看起来真的可达。所以在艾滋危机早期，大多数人并不在乎。因为ta们觉得：我在美国梦的轨道上飞黄腾达，我又不和男同性恋发生性关系，我不会死。这是一种典型的切割心理。直到疫情扩散到更广泛的人群，危机变得具象化，大家才开始承认：这是一个必须由国家层面严肃应对的问题。

这背后其实说明一件事：公权力非常聪明。它可以通过提供舒适感来维持稳定——你过得不错，我有政绩，你也不闹事，这是最理想的统治状态。

我觉得我们现在又处在一个类似的阶段。不过从历史看，上世纪美国在很多危机中产生的权利组织经验，其实对今天仍然是可以借鉴的资源。

Coda：小奈，我觉得你好有洞见啊。你刚才说的时候我想到一件事：我今年也去了香港一些不同的酒吧，想看看那边的 LGBT 社群和生态现在是什么状态。但我发现最大的障碍已经变成：没有人去这些地方消费和活动。

因为它们毕竟是商业酒吧，所有开酒吧的店主都在说，现在经济非常下行，而且香港房租还在持续上涨，ta们已经很难维持经营了。来自上面的监管、检查酒吧活动这些，反而是次要问题。对当下的香港来说，更现实的困境是：这些公共空间能不能付得起房租、能不能自己活下去。今年从年初到现在已经关掉了很多酒吧，这就是香港现在的状态。但另一方面，这些酒吧本身也不是像 Purple 那样的权益型社群，它们不完全是围绕争取权利而存在的共同体。

另外一个例子是我当时在马来西亚参加活动的经历。马来西亚对同性恋依然有刑罚（我记不清具体是哪种刑了），但当地社群发展出了一些非常巧妙的策略来维持运作。我去的时候，有朋友介绍我参加ta们的线下活动，也了解了一下ta们现在是怎么组织的。整体上，ta们会通过 NGO 的方式获取一些资金支持，但基本不可能做公开宣传和大规模交流，更多是人传人地互相告知：“这里有一个 support group，你可以放心来聊天。”

小奈：我再讲一个我们读书时代的例子，比如当年的 706 关停。706 为什么关停？核心是资金问题。疫情之后没人再去这个空间了，赚不到钱，付不起房租。同时房东也承受了压力，被告知这个空间“有问题”，于是只能慢慢解散。包括五道口当年很多咖啡厅和线下空间，虽然和 LGBT 没有直接关系，也在陆续消失。原因之一是消防检查极端严格——就是北京“清理低端人口”的那几年，很多线下空间被清退。

现在我觉得全世界都在使用类似的间接手段。不是直接说“我反对性少数”，而是通过房租、消防、执照、监管等方式绕开政治表述，但最终效果是一样的：空间被挤压，社群被削弱。

而中国现在又更进一步，已经开始直接跳出来说：这个不能办。通过行政条例、法律框架去明确限制同性恋相关内容，把它定义成错误甚至违法。国内正在走向一个更糟糕的方向。这是我对大环境的整体感受。

Coda：对，确实是这样。你说的时候我想到一个很早的例子。13、14 年那会儿——我 14 年入学——T大还请过blued的人来办线下活动。后来我慢慢意识到一个反讽的地方：我们活动越多，其实越是在“教育”上面的人。

ta们会慢慢学习：哦，这些是你们的icon，这是你们的标志，这是你们组织社群的方式。我们好不容易建立起一些让伙伴更容易参与、加入的机制，ta们也在同步学习如何识别和拆解这些空间。最后就是一点点被挤压掉。

小奈：是的。但另一方面，我也不觉得是“没有事情可做”。蛰伏也好，慢慢交流也好，探索新的活动方式也好，我觉得这些仍然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当时在美国的感受很复杂。2019 年下半年我去匹兹堡，2020 年底回国。我在那边也试图接触一些酷儿社群。我的直观感受是：美国的社群太自信、太舒服了。同性婚姻合法了，很多人就觉得可以高枕无忧了。所谓的平权社群做的事情变成办联欢会、做活动、跟大企业合作 career fair ——很开心，很繁荣。

但我当时就觉得危机四伏。我一直觉得一定会反扑，没有理由不反扑。果然后来几年你再看，美国发生的很多事情都印证了这一点。那几年很多组织光顾着庆祝，没有做足够的储备。但反过来看，反堕胎势力那几年从来没有消沉，ta们一直在推进自己的议程。

如果我们把立场内容抽掉，只看结构：现在我们处在一个不得不低调、不得不蛰伏的阶段，但这不代表我们不能为下一次反攻做准备。历史上很多运动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哪怕像纽约市长选举这种非常精英化、非常西方叙事的事件，对我们来说仍然是一种鼓舞。类似的窗口，我觉得未来还会出现。机会和希望始终存在。

Coda：对，我其实也是被你刚才说的点震了一下。最开始我们觉得很多事情现在已经没有空间做了，但换个角度看，机会还是在的。

Q：刚才你说很多地方现在不是直接禁止，而是用更隐蔽、更结构化、更“合法”的方式去消磨你。如果对比：一种是直接告诉你“不要这么做”；另一种是表面不禁止，但用聪明的机制慢慢耗掉你；从你的个人感受来说，哪一种更让人难以承受？

小奈：好难回答，其实我觉得很难比较。

你要非得说的话，现在这种非常直接的禁止方式，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在于它很危险，对我们每个人的生存都是一种威胁，非常直接，而且有很强的震慑力，你很难应对。假如有一天它真的违法了，那你就别说去做事了。你现在支持的好朋友，你还能说服ta支持你吗？我觉得也很难。这种情况非常可怕，它涉及到很多更基本的事情。难道那些更隐蔽的约束方式就更可以接受吗？当然不是。

如果我们在西方，我们处在一个西方叙事下的社会环境，可能因为大家在政治方面训练有素，都会“文明人打架”的那一套。但在中国不是这样。包括新加坡、韩国、日本也不是这样。他跟你拉扯，这个拉扯挑不出错，你当然可以口诛笔伐，但程序上完全没有问题。

如果非得说，因为这些东西有一天我们可能会走向街头，像韩国一样，甚至像更早以前的一些形式。可能有一天，只有走到那一步，才能解决那些更隐蔽的压迫和约束。那时候情况会完全不同，它和我们所认为的立场、可采取的行动也会不同。

所以我觉得很难说哪一个更可接受，它们都很烦，都难以承受。只是说，在不同的事情下，你可能需要不同的生存策略，有不同的蛰伏准备、联络沟通等等，方法上也会有所不同。

未竟之事与未来的期待

Q：关于Purple，你是否有任何遗憾或未竟之事（个人层面/组织层面），又对社群未来有哪些期待呢？

小奈：我觉得对 Purple 的遗憾是，作为一个组织，我其实已经蛮长时间没有那么关注里面的事情，或者说我游离在一个分群这样的存在里面。我观察到一些遗憾的地方：Purple 的老龄化问题仍然很严重。

当时我们会觉得 Purple 老龄化是因为它比较偏向学生组织。作为学生组织，有人毕业了，很多资源、很多关系就没了。现在 Purple 可能不那么依附于学校，这好一点，但老龄化仍然严重，没有那么多年轻血液进来。因为随着年纪增长，很多想法会变得狭隘，这是不可避免的，需要努力才能避免。很多时候，你仍然需要年轻人去解决老龄化问题，这样才可能有更多新鲜想法和做法进入。

我们现在这些人想去尝试用抖音做些什么，根本不可想象，但对年轻人来说，这可能是很自然的。比如我偶尔在网上看到，有人说现在交友主要用小红书和抖音，我大受震撼。对于年轻人来说，这很自然，而对我来说，以前经历过的言论管控让我觉得不可想象。这些年轻人高中、初中正值疫情，被关在家里，那是ta们思维最活跃的几年，从那之后，ta们的常态就是这样。所以ta们可能有很多新的想法，这是非常自然的。Purple 没有有效保证新鲜血液流入，这是一个遗憾。我们以前努力尝试过，有一些机制，但效果不太好。

另一个我最近越来越在意的事情是，线下活动少了，大家距离变远，当现实生活遇到问题时，Purple 能提供的帮助太有限了。比如假如我明天抑郁发作，想要跳楼，我没有任何办法得到 Purple 的帮助。或者一个跨性别朋友在北京，可能家人要把ta抓去做所谓扭转治疗，Purple 能提供多少帮助呢？很可能真正能帮助ta的是其他小社群和朋友。有些情况下，Purple 根本做不到，包括 Purple 的成员中也有太多朋友自杀了。我们甚至无法及时发现和干预。读书的时候，我没有想过这些，但现在回想，我会思考：我们有没有可能做一些基本的东西？比如整理一些应急、解决问题的方法，让大家参考，并让足够多人了解和信任。以前确实有一些方式，但随着时间推移，信任下降。比如一些社群推荐的心理咨询师竟然有性骚扰行为，大家对组织的信任会下降。作为 Purple，如果要做这些事，我们可以在宣传、普及或提供帮助时提醒大家潜在的风险，并提供备用资源。这些事情可以慢慢做，去打补丁。

我个人性格上是没有遗憾或者充满遗憾的类型——我每五分钟就会遗憾一次、后悔一次。所以对我来说，没有那么多遗憾或负面感受。过去的时光，我觉得很好，即使有遗憾，也不会让我捶胸顿足。

未来，我对 Purple 的期望仍然是，它能帮助需要社群的人，让ta们最终不再需要社群，或者不再只依赖 Purple。我们那个年代很多人很需要 Purple，慢慢有一天，发现生命中可以没有 Purple，也许它是前方的明灯，也许是后方的支柱，但不再是必需。这是我对 Purple 的期待。

Q：非常感谢小奈的表述。是的，也给了我期待，让我想了很多，会觉得确实很有道理。其实最后最好的情况，就是这些人从这个群里直接走掉，没有任何必要参与。对，就是能不再参与也好，或者不再关注也好，这可能是最好的出路吧。

小奈：其实我觉得，如果 Purple 能够有一个更新换代的很好方式，不断有新鲜血液流进来，然后让它 keep running，以我们到现在仍然坚持的方式去运转，我觉得很好。而且我觉得这是一种安全的方式。

说实话，我现在对 Purple 的很多人，有时候想到ta们，我对ta们的安全非常担忧，还是蛮担心的。但如果有一天，Purple 能够运转起来，让ta们没有必要承担这么多风险，我觉得这是件很好的事情。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像一五年的时候，Purple 就成立了，后来国内很多组织也成立了，现在很多组织没了。有的组织可能以另外的形式回来，有的没有。但我觉得以后还会有新的组织出来，它不会变成一个没有任何组织的情况，一定会有人觉得自己需要社群。除了在交友软件上聊天、找对象，ta们还有很多困惑和想法，会有几个人一起出来做一些事情，这些组织可能长久，也可能不长久，但一定会再出现。

它并不是以后只有现在这些组织，我们一定要保住它的火种，我觉得会有新的力量出现。我们要做的，是去应对、去想办法激励这些力量出来，并且在它们需要帮助的时候，投入其中提供支持。我觉得思路可以这样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