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外发散｜真菌学作为一门酷儿学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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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正文前
在现代叙事中，我们常将“自然”视为一道静默的幕布，或是等待被拆解的资源客体。人类被默认置于中心，而生命被精密地分类、命名并排入等级森严的序列中。在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注视下，那些无法被纳入线性逻辑、无法被高效管理的存在，常被归为“边缘”或“ta者”。然而，如果我们尝试移开视线，不再将自然看作一个等待被认知的外部对象，而是将其视为一个始终处于震颤、纠缠中的关系网络，世界会呈现出怎样的面貌？
在所有生态位中，真菌作为独立的真核演化谱系，以一种近乎隐形的方式存在于我们的足下、树皮间或空气的微尘中。它们以庞大的菌丝网络构筑起物质循环的枢纽，在生态系统中负责分解、传递养分并建立联结。这种生命结构模糊了生物学中对于“个体”与“整体”的界定，挑战了关于生命“边界”与“纯粹性”的传统假设。生命不再是孤立的原子，而是基于共生、寄生与转换的流动过程；它们在混杂的物理空间中持续运作，构成了生命存续的基础形式。
这种对既定边界的扰动，同样投射在真菌学研究者的学科经验中。真菌学家常面临一种结构性的“位置困境”：在传统的科学等级中，真菌学往往被归入植物病理学或森林病理学的从属分支，处理的常是“腐烂”或“疾病”等被视为负面的课题。这种边缘性并非仅仅源于研究对象本身的复杂性，更反映了知识体系在划定“重要”与“次要”时的制度性偏好。在这一语境下，真菌学家在野外观察或实验室研究中，往往能敏锐地察觉那些被主流范式遗漏的生命细节，并将这种研究过程视为对既定知识边界的检视。
科学分类史的发展路径始终承载着特定的社会文化观念。真菌学在漫长的科学史中长期被边缘化，常被视为“不洁”或“低等”的象征。这种对真菌的厌恶与恐惧（真菌恐惧症，Mycophobia）与社群熟知的酷儿恐惧症（Queerphobia）在底层逻辑上呈现出高度同构——它们都指向了对于那些“无法被有效管理、无法被纳入规范化秩序”的生命形式的排斥。需要说明的是，文章中关于真菌学家处境与酷儿出柜经验的类比，出发点是作者的亲身感受，而非基于系统调查的普遍结论——这一点在阅读时值得留意，也曾引发不少读者的质疑与讨论。
这篇文章带给我们的，不仅是生物学视野，更是一套“拾荒者方法论”（Scavenger methodology）。对于酷儿社群而言，在主流叙事的废墟中挖掘被遗忘的记忆，在被割裂的身份缝隙中建立连接，本就是回应压迫的生存本能。作为分解者与共生者，真菌在死亡中转化生机，在废土中编织网络，提醒我们：那种强调绝对独立性的自我概念，或许只是现代性叙事中的一个幻觉；生命真正的韧性，往往在于“结群”（In community with），在于那些跨越物种与学科的、彼此纠缠的共生关系。
在阅读过程中，你或许会产生这样的质疑：“真菌学与酷儿是否被过于生硬地连接到了一起？”，这种疑问是合理的；但我们仍选择完整翻译并发布，因为我们认为它提供的不是一套需要全盘接受的论证，而是一个思考的工具。
在关于酷儿理论的持续讨论中，这篇文章提供了一个具体切入点：跟随菌丝的延伸，我们得以将目光投向那些被排除在“人类叙事”之外的物质世界，重新审视身体、关系以及我们与非人类生命之间那些被忽视的连接。这种探索与当代知识生产中对于“关系性”与“混杂性”的普遍关注形成了互文——当我们承认自己并非孤立的个体，而是由无数纠缠关系构成的生命共同体时，我们将如何重新理解自身的存在？
我们邀请你进入这个由菌丝构成的深时（deep-time）世界。在这里，所有的命名都是暂时的，所有的生存都是一场跨越物种与学科的合谋。让我们重新理解“生命”，重新理解“身体”，去接纳那些被污名化的“混杂”与“无序”——在真菌的视角下，我们从未孤立存在。我们始终在纠缠中生长，在共生中反抗。
注：原文篇幅较长。本推送为文章前半部分，包括摘要，以及正文的引言、“酷儿”的历史、科学史与真菌恐惧症四个部分；其余内容将于下一篇推送中发布。
摘要
本文通过酷儿理论（queer theory）框架探索真菌学（mycology）这门科学，意图将该领域的现状置于历史与社会的语境之中。基于“万物皆与真菌共生结群（in community with）”的理解，我们向这些生物的生物学与生态学特征中寻求变革性的灵感，和一种“深时（deep-time）”[1]维度的归属感。我们对蘑菇及其它真菌的科学认知，在很大程度上被“真菌恐惧症（mycophobia）”所塑造甚至阻碍，本文将这种充满恐惧与厌恶的症候，与“酷儿恐惧症（queerphobia）”进行了类比。本文论证，真菌学在获取知识的过程中依赖于酷儿方法论（queer methodologies），这既是由真菌那非二元、隐秘且具颠覆性的生物学本质所决定的，也是对霸权的、西方的、文化的呈现将真菌刻画为反常（perverse）、且不值得被正式研究这一偏见的回应。我们进一步指出，正是为了应对上述状况而发展出的真菌学酷儿方法论，已经增进了而非阻碍了我们对真菌的认知。由于作为科学家，我们的终极探求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追寻真理，因此我们建议，科学家们应当努力与偏见及主观性这一不可避免、且往往具有酷儿特质的现实进行调和。
我们只有在与非人类事物的接触和融洽共存中，才成为人类。
We are human only in contact and conviviality with what is not human.
—David Abram, Becoming Animal
引言
在后鞭毛生物总界（Opisthokonta）[2]的分类下，真菌、动物和变形虫共享着比与植物或细菌更近的共同祖先。促成动物向陆地过渡，并推动两栖类、爬行类、鸟类乃至哺乳动物演化的植被环境，是与被称为菌根（mycorrhizae）的共生真菌（symbiotic fungi）紧密绑定的[3]。超过90%的植物与真菌建立了此类联系（Smith & Read, 2008），并且，布满菌丝的地景支撑着层层嵌套的生物系统，我们人类生物学的每一个演化层都与这些系统密不可分，在与真菌或被真菌连结的生物体的融洽共存中发生并延续。
作为具有塑地作用（terraforming）的身体（body），真菌的跨个体性（transindividualism）是我们集体的生态历史。真菌持续参与着生态更新的进程，它们与死亡交汇，通过分解作用、营养物质的重新分配以及共生谱系来孕育生命。真菌能够通过消化化石燃料并将其转化为真菌糖类来修复环境。真菌可以积累重金属与放射性物质，甚至有研究发现某种真菌能够在切尔诺贝利核反应堆中代谢具有电离辐射的铯-137。无论是单细胞形态还是丝状的菌丝网络，真菌几乎存在于任何可想见的生态位中：它们寄居于人类与非人类身体的表面、内部，甚至为其提供运作支持。
尽管真菌具备如此动态的轮廓，复杂的社会历史却深刻影响了真菌学的成果与轨迹，使其沦为一门被边缘化的科学。真菌界一直遭受着贬低、恐惧与误解，数百年来，这些文化力量直接阻碍了对这个群体的科学认知。尤其是在西欧和美国，儿童往往自幼被教导要畏惧所有蘑菇，蘑菇被片面地视作有毒的、病态的且退化的产物。尽管在理想状态下，科学应作为一种提供均等机会的调查方法工具，但众所周知，现代科学史严重失衡地主要由来自西欧的白人（且多为基督教徒）男性所主导书写，排斥了其它群体的声音。因此，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透镜——异性恋规范性（heteronormativity）、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健全中心主义（ableism），以及这些观念内固有的二元对立范式——不可避免地影响了科学理解。
南达科他州夏延河拉科塔族（Cheyenne River Lakota Nation）成员、耶鲁大学神学院与林业环境学院学者Tiokasin Ghosthorse，探讨了拉科塔族人所熟知的、关系性的与平等主义的思维过程，并将其与西方文化中理性的与等级制的思维过程进行了对比。Ghosthorse指出，对拉科塔人而言，语言在本质上是关系性的（relational），万物相互交织。Ghosthorse（2019）写道：
理性心智（The rational mind）指的是人类在等级制度框架（box）中的生存状态，这一框架试图通过自身对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的自恋式沉迷来控制它，在这样的社会或民族中，人们自诩比意识框架内的其它存在更为崇高。它扼杀了直觉性的或非教条的生命经验。这就是分离的肇始——它源于一个在拉科塔语等许多直觉性语言中根本不存在的概念与词汇。这个词就是‘支配（domination）’。（第10–11段）
当一个人诉诸理性而非直觉来捍卫某种观点时，ta实际上是在断言：直觉性的视角（常常也是被女性化的）既不具备合法性也难以辨识，在任何话语文化空间中都没有其立足之地。它往往伴随着嘲笑被排除在对话之外。对直觉的这种蔑视，正是Ghosthorse所描述的通向支配之路的关键一环。关于生命与非生命、男性与女性的二元论思维，以及Ghosthorse所暗指的其它各类二元划分，渗透在真菌恐惧症（mycophobic）的话语之中。
西方科学思维试图通过客观评估来获取安全感，然而，在涉及性别与酷儿性（queerness）时，所谓的客观性便失去了意义，因为任何试图界定酷儿性边界的企图，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的行使。Donna Haraway，1988在其关于“情景化知识（situated knowledges）”的文章中，探讨了客观性的虚假性。她指出，由于凝视（gaze）受到社会政治因素的影响，任何人所能拥有的都是局部的视角（partial perspective）；而这些局部视角交织成一幅庞杂错乱、层叠交错的知识拼图，缓慢地逼近某种不断变动的客观性尺度。这促使人们重新思考科学活动，不再将其视为对研究对象的观察，而是将其视为与研究对象的互动。
类似地，真菌也拒绝客观性与标准化。具体而言，真菌子实体（fruiting bodies）那种零星、短暂且不可预测的现身方式，这使得真菌学家难以获取全面的种群数据。在很多情况下，是何种复杂的生物与非生物力量促使某一物种长出子实体仍然是未知的。尽管某些真菌（如某些羊肚菌）每年几乎都能在同一时间可靠地在同一地点被发现，但其它物种（如 Ionomidotus 属真菌）却可能在某地被看到一次后便销声匿迹。那它的菌丝体（mycelium）是否依然存在于该处？我们往往无从得知。即便菌丝体存在，这能被算作该物种存在吗？
随之而来的还有个体的量化问题。如果你发现一簇零星分布在树木周围的蘑菇，它们是同一个遗传学意义上的个体吗？如果是，你是将其作为一个整体的蘑菇来量化，还是根据蘑菇的数量将其分别作为独立个体进行报告？对于这些问题，目前尚无清晰且普遍适用的答案。正是这种不服从于“可量化框架（quantifiable boxes）”的特性，使许多真菌面临着更高的灭绝风险。当前的生态保护评估框架试图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这种做法抹杀了真菌的诸多基本属性，导致它们的生物学现实无法在现有体系中获得必要的包容。因此，对我们看待真菌的二元论与恐真菌视角——以及我们试图理解它们时常常带有病理化（pathologizing）色彩的做法——进行深刻审视，将有助于促使科学变得更具责任感。
真菌学的本质，决定了它是一门挑战既有范式、解构常规的科学。真菌学扰乱了我们主要局限于动植物对立的二元认知、两性交配系统，以及离散的有机体（organismal）结构，并呼唤采用非规范的（non-normative）、多模态的方法论来进行知识的获取。菌丝体作为真菌细胞的网状结构，在基质中呈顶端生长，完成有性繁殖，寻觅养分，并构筑起跨物种、跨界（multikingdom）的共生网络。本文试图通过消解并“菌丝化（myceliating）”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情感空间，来修复我们与真菌以及所有生物的关联，进而也是对酷儿性关联的修复。为此，借由一位酷儿真菌学家与一位女性主义教育工作者的视角，我们将透过酷儿理论的框架，探讨建制化的大写科学（Science）教条，以及真菌学的生物学、历史与方法论。
“酷儿”的历史
从历史上看，“酷儿”曾被贬义地描述非异性恋规范性（heteronormative）的行为。如今，人们通过自我认同为“酷儿”，来描述游离于异性恋规范之外的生存状态。在美国，伴随着20世纪80至90年代艾滋病政治平权运动的兴起，“酷儿”一词被重新挪用（reclaimed）并逐渐普及。“我们在这里！我们是酷儿！习惯吧！”（We’re Here! We’re Queer! Get Used to It!）成为了“酷儿国（Queer Nation）”与“艾滋病解放力量联盟（ACT UP）”的战斗口号。这些组织试图联合那些未能被“男同性恋（gay）”与“女同性恋（lesbian）”这两个术语充分涵盖的子群体。“国度（nation）”一词暗示了酷儿群体的结盟，ta们因共同的非异性恋规范性特质而联结，重新定义了那扎根于共同身份认同与抗争之中的归属感意味着什么，以及它呈现为何种面貌（Chen, 2012, pp. 61–63）。无论人们以“酷儿”自居是为了描述其同性恋倾向、性别不羁（gender noncomformity）还是跨性别认同，“酷儿”始终是流动的，它唤起的是一种共同体精神以及一段抗争的历史（Butler, 1990; Sedgwick, 1990/2008; Clare; 2015）。
ACT UP时代的爱情
酷儿国宣言：酷儿必读（全）酷儿理论探讨“规范”与“越轨”性之间被人为建构出来的二元对立，并考察诸如种族、国籍、残/健状态（dis/ability）等与性取向产生交集互动的各类系统与框架。该领域脱胎于女性主义及同性恋研究，其核心诉求在于挑战被强加于女性及女性气质之上的“本质属性（essential qualities）”，并质疑异性恋的规范地位——后者在浪漫关系与性关系中往往被默认化为一种无需言明、不容置疑的标准与期许。尽管本文通过将“酷儿”界定为非异性恋规范的身份与表达，来审视真菌学与酷儿性之间的关联；但从更宽泛的意义上理解“酷儿”同样具有价值——即将其视为指向那些在西方霸权性的异性恋规范生活中被推向边缘的身份、身体与行为。
酷儿理论吸收了众多哲学家与理论家的思想，包括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学者，如Jacques Derrida。Derrida对符号学的贡献之一是提出“解构（deconstruction）”概念，这一概念试图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即认为存在某种内在的、稳定的真理的观念——从而提醒人们审视语言在搭建真理框架时所扮演的关键角色。Derrida（1981）曾写道：
借助于这种双重博弈（double play）——它在某些关键位置以抹除（erasure）为标记，却又使那些被涂抹之物仍清晰可辨——我将那试图把那些从外部统治文本的力量暴力地铭写于文本之内；我尝试尽可能严谨地尊重哲学命题（philosophemes）或认识论命题（epistimemes）内部规则的游戏，通过使它们发生滑动，但不带虐待——直至它们抵达其不相关性（nonpertinence）、其枯竭及其封闭的临界点。
探究社会根深蒂固概念的边界是一种解构的实践，并重塑着现有的权力体系。酷儿理论的学术抱负之一，正是去解构诸如“将家庭视作生育单元（procreative unit）”这类的异性恋规范概念，揭露这些规范背后的偶然性、过时性与谬误，强化另一种可能的社会结构与空间的生存能力。通过向备受庇护的社会主流群体及其附庸教条发起挑战，酷儿理论意在使那些看似铁板一块的概念恢复其可塑性（plastic），如“事实”、“知识”、“知识获取”，乃至大写的建制“科学（Science）”；否则，这些概念被物化（reified）与制度化将继续维系着社会普遍持有的规范假定。酷儿生态学是一种有针对性的介入，旨在反对异性恋规范性科学思维的制度化，并揭示其中丰沛而繁复的酷儿性。
酷儿理论六讲科学史
数千年来，世界各地的人们系统性地记录着周遭环境，以及与非人类生物、非生物因子（abiotic factors）及生态系统之间的互动。通过可复现的知识获取方式、大规模的观测模式以及长期的文献记录，多元的认知体系早已存续良久。尽管如此，某些认知形式与真理观念却被赋予了高于其他形态的优先权。在西欧，女性在历史上曾是生态知识的传递者，但她们的声音却被排除在大写科学（Science）的正式参与之外。她们的知识往往被斥为“民间传说（folk tales）”、“巫术（witchcraft）”或“老妇的无稽之谈（old wives’ tales）”，以此暗示其非理性特质，有时甚至被抹黑为违背自然、邪恶乃至超自然的，且被认为缺乏现实依据。其原因在于，女性的知识对居于霸权地位的知识生产建制构成了本质上的威胁（Barstow, 1994）。Val Plumwood（1993）写道：“女性‘与自然的亲近’几乎算不上什么赞美”（第19页）；相反，这是一种断言，暗示女性不具备现代西方自由男性那种理性的、智识的以及积极的人类能力，而正是后者将“未被驯服的”自然转化为了备受尊崇的、被物化（reified）的科学知识。制度化科学的文化已然被一小部分群体不成比例地塑造着，这种状况不仅会限制研究的视野，更可能对后世带来风险。
随着制度化科学的传播，基督教也（部分经由殖民主义）持续扩张。众所周知且有文献充分记载的是，基督教对科学家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诸如 Descartes、Euler和 Newton等科学家，在其看似客观的知识探索中，往往也对教会保持着极高的忠诚度。大规模农业亦与科学及基督教产生了交织；科学发现赋予了人类操控土地和作物的新手段，而基督教的家庭与婚姻结构则与农业生产深度捆绑，形成了一种可被称为“农业异性恋体制（agro-heterosexuality）”的社会结构。Rachel Stein（2010）指出：
基督教思想家将人类的性行为比作田间播种，唯有那些与“播种”或繁衍相对应的活动才被视作合乎自然；其它任何阻碍或无视生育的活动，无论是在同性还是异性之间进行，均被视为违背自然而被禁止（Bullough & Bullough, 1977, p. 28）。（第286页）
那些实施了被禁行为的肉体，其自身也随之成为禁忌，被烙上不自然、令人不悦以及具有反叛性的印记。这正是酷儿性态（queer sexuality）与酷儿生态学相交汇的节点，其中也涵盖了真菌对农业的影响以及伴随的农业隐喻。
人类学家 Anna Tsing（2012）深入探讨了集约化农业（intensive agriculture）作为现代性与进步之标准的崛起，以及真菌随之被固化为现代性及进步理念相对立的“死敌”。这种关系充满着讽刺意味：当农业扰动并剥夺了自然生态系统时，由此催生的单一作物种植（monocultures）体系在面对病原体（其中部分正是真菌）时变得愈发脆弱。Tsing（2012）写道：“广袤谷物田的出现为真菌类植物寄生生物提供了一场狂欢，真菌也因此获得了文明之敌、乃至后来的进步之敌的恶名”（第147页）。这种关于“进步”的观念暗示着向前运动、生产力、增长与改善，而酷儿恐惧症（queerphobic）的话语则暗示，缺乏异性恋的生殖繁衍便会阻碍这些目标的实现。科学在本质上并非某种资本主义事业，但“进步”的话语却能将资本主义关于生产力的执念强行嫁接到科学的空间与追求之上。Tsing（2015）运用“可规模性（scalability）”一词精准剖析了这一理念：即资本主义那种永无止境的规模扩张内驱力，它要求研究成果必须能够应用于越来越宏大的尺度（scale），却决不允许改变研究问题本身；这一点在工业化农业中体现得尤为明显。Tsing（2015）甚至将蘑菇生长的森林——那些充满无边无际的“不确定邂逅（indeterminate encounters）”、且不存在任何既定生产力或成功衡量标准的空间——称为“反种植园（anti-plantations）”（第51页）。正是由于这些因素——即占据主导地位的异性恋霸权结构与资本主义内驱力——的相互作用，对真菌的蔑视在西欧语境中逐渐凝结成形，并在后殖民时期的美国语境中进一步延续。
Tsing（2012）写道：“生物与社会的多样性在被忽视的边缘地带防御性地抱团取暖……几乎在所有地方，多样性与资本投资及国家控制的强度之间都存在着负相关！”（第151页）。随着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谷物种植在整个欧亚大陆不断强化，普通家庭被要求将部分收成交给精英阶层。蘑菇则在这些农场无人看管的边缘地带肆意生长，并被人们“私下里（under the table）”纳入日常饮食之中，提供了一种逃脱国家控制范围的营养滋补。在大规模农业体系下，农作物完全受制于资本主义的“商品化（commodification）”逻辑，“在此逻辑下，事物被从它们的生命世界（lifeworlds）中剥离，成为可交换的客体”（Tsing, 2012, p. 158）。这些野生生长的蘑菇，恰恰展现了其与周遭生态系统生活世界之间那种非攫取式的（non-extractive）、非资本主义的纠缠关系（entanglements）。一种真理在于，由于演化史与遗传学的差异，人类与真菌截然不同。而另一种真理则是，我们又是惊人相似的，因为在面对资本投资与国家控制的强权时，我们的反应一致：我们都会死亡。
在科学领域，一种工具往往看起来诱人地近似于真理，直至该工具被无情解构为最基础的元素。作为科学家，我们运用工具与方法来获取知识，并将我们的工作标准化，以此创造一种共通的语言。这具有巨大的力量与价值，因为它为全球性地参与知识构建提供了一套话语体系。由于所有潜在的知识是无限的，科学是一种集体渐进主义（collective incrementalism），每一次新的发现，都引领我们完成一次“无穷减一（infinity minus one）”的跨越。可复现性（Replication）与标准化成为科学的标志，自有其充分的理由。然而，“伪科学（pseudoscience）”与另类可能的认知方式之间的界限应当被明确厘清：声称自己是科学却未能遵循科学方法，与公开且明确地在科学方法论边界之外进行探索，在根本上是两码事，二者必须被区别对待。
“伪科学（Pseudoscience）”具有破坏性与欺骗性，理应受到批判。然而，当可复现性（replication）与标准化被等同于知识本身时，问题便随之而来。部分观点会争辩道，若离开了这些结构性框架，知识便不存在；尽管科学实践确实仰赖这些结构，但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强调“工具”与“真理”之间的区别。科学的力量往往亦是其弱点所在：对信息进行线性且合乎逻辑的原子化（atomization）处理，固然能发掘出整洁明晰、标准统一的数据；但在我们这个无限复杂的宇宙之中，这种对“整洁度”的期许似乎是不切实际的。在某些时候，选择拥抱庞杂与混沌（messiness），反而是为了获得更为完备的洞见。
分类学（Taxonomy）——即对生物进行命名、描述与归类的学科——在有机体科学中是一种至关重要却常被低估的交流工具。它之所以常遭低估，是由于它被视作简单的、观察性的“基础研究”。在现行的分类学系统内，真菌的“物种概念（species concepts）”可能是模棱两可的，且往往会随着研究者的目标而变动。尽管在系统发育学与演化学的语境中，系统发育或生物学上的物种概念或许具有其真实性，但能够严格界定一个物种，并非通达所有生物群体之间关联真理的必要前提。例如，酵母（一种单细胞真菌）在形态学和遗传学上与人类躯体的差异可谓天壤之别；然而，人类体内却寄居着一系列的酵母菌群（即人体真菌组，mycobiome），我们的基本生理功能正赖其维系（Seed, 2015）。这些物种之间具有关键性的相互依赖关系，但这种理解并不能仅由物种概念本身推导出来。科学家们业已发现，形态学上的相似性并不总是亲缘关系的指标；同一物种内的种群，有时正处于物种分化（speciation）的边缘；而依赖 DNA 数据来进行的知识组织，有时仅仅是为了维持既有数据框架的连续性。万物皆流转，科学探究不过是发生在“深时（deep-time）”长河中的一个定格快照，这同样是一种不容忽视的真理。
在分类学与生物学调查中，对“单位（units）”的建构与强制划分，实际上是在模仿一种个体化的自我概念，具体而言，它模仿了历史上西方基于白人、男性、自给自足的人格标准所极力推崇的那种被物化（reified）的自我概念。孤立的自我概念削弱了人性的关系网络与相互依存的本质，并取消了ta人在一个人的成功与生存能力中付出的劳动。对真菌而言，宣告其存在明确的单位往往显得牵强且带有强制性，因为真菌流动、未定型的生物学特征与这种突兀而线性的建构发生了尖锐冲突。整洁的分类学与种群单位，否定了真菌生物学的混杂性——真菌几乎总是处于嵌入、联结且动态交织的状态中——这迫使科学家必须反思我们在这一学术追求中的目标。在科学研究中，若未能及时重估自身的目标，往往会令人执着于工具而牺牲获得更佳答案的可能性。
从某些视角来看，启蒙时代（Age of Enlightenment）的科学更强调差异而非相似。Carl Linnaeus在分类学领域的工作[4]，正是围绕着探寻某种旨在区分生物体的“内在特质”而展开的；其目的在于将生物体划归进各自孤立的分类单元，而非发掘它们之间的羁绊（Wilchins, 2004）。然而，真菌身上那极具“酷儿（queer）”色彩的差异性却遭到了Linnaeus的误读；许多真菌学家都认同，Linnaeus对真菌的分类处理对这一群体所造成的学术伤害，远大于其贡献。Linnaeus曾将地衣称为“rustici pauperrimi”，意即植被中“最贫穷的农夫”（Plitt, 1919）。真菌还被冠以带有恐真菌色彩的“低等植物（lower plants）”称谓，这直接印证了将真菌视作低劣物种的偏见，并暗合了当时盛行的目的论（teleological）观念，即真菌被认为进化程度更低。主要基于营养方式（真菌为异养生物，植物为自养生物），真菌在Robert Whittaker于1969年提出的五界分类系统中被正式确立为独立的一界。然而，即便是在此之后，真菌学依然长期被置于植物病理学或森林病理学的管辖范畴之下。时至今日，如果一家科研机构设有专门的真菌学实验室（这样的机构寥寥无几），它也极有可能被从属于名为“植物病理学”或“森林病理学”的系或子系之中。由此可见，对真菌的科学理解长期受制于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与社会力量的限制；真菌常在一种“病理化”的框架中被对待，被视作需要对抗、控制并清除的对象。当然，没有人应当全盘否认这些视角的现实重要性——毕竟，许多真菌确实是引发具有重要农业与经济价值的农作物病变的重要病原体、寄生虫和疾病因子——但绝大多数的真菌，即便它们确实扮演了上述角色，其生态定位也绝不仅局限于此。
真菌恐惧症（Mycophobia）
真菌既非植物，亦非动物，而这种二元化的分类想象，正是当代许多人理解并接触自然世界的基本方式。在大众认知中，真菌往往与“有毒”“致病”“堕落”“致命”“怪异”“恶心”“古怪”等负面意象相连——这些修辞在历史上同样曾被用来污名化酷儿与残障群体——并被假定为与其所处环境不存在任何积极的相互关系。真菌学在本科教育中鲜少被系统教授，更不用说在中小学教育阶段得到充分呈现。在西欧文化的诸多表达形式中，对蘑菇进行夸张而轻蔑的描绘可谓俯拾皆是。George Hudler 在 Magical Mushrooms, Mischievous Molds（1998，第73页）中梳理了历史上具有社会意义的真菌，并列举了大量相关表述，例如 Emily Dickinson（1896）的一首诗：
倘若自然也有一张弃民的面孔，
她会否定罪一个儿子？
倘若自然也有一个加略人，
那蘑菇——便是他。
—Emily Dickinson, “The Mushroom”
在该诗中，Dickinson 将蘑菇比作加略人犹大（Judas Iscariot）——那位出卖耶稣基督并促成其被钉十字架的门徒。她借此暗示自然具有某种应受尊崇的神圣性，而蘑菇则构成对这种神圣性的玷污与背叛：它们仿佛不仅是自然秩序中的异常存在，更是一种主动而恶意的威胁，侵扰某个“圣域”。诗的后文又将蘑菇称为“植物的精灵（the Elf of Plants）”，这一称谓与林奈式（Linnaean）“低等植物（lower plants）”的名称形成呼应。
下文摘自 Sir Arthur Conan Doyle 的 Sir Nigel（1906）：
一个阴郁病态的秋日笼罩着大地。潮湿而腐朽的落叶在污浊的雾霭之下散发恶臭，仿佛不断溃烂发酵。田野间斑斑点点地冒出骇人的真菌，其形体与色泽皆前所未见——猩红、淡紫、暗褐红如肝、以及漆黑——仿佛这病恹恹的土地迸裂出一片片肮脏的脓疱。霉斑与地衣使墙面斑驳不堪；而伴随这肮脏的“收成”，死亡也从水浸的泥土之中一并滋生。
Doyle刻意使用带有健全主义和恐酷（queerphobic）情绪的语言，构筑出这样一幅画面：真菌不再是维持森林健康的必要角色，反而被视作肮脏、异质且令人恐惧的死亡符号。例如，由于他并不了解真菌分解有机物、维持生命所需养分循环的关键能力，这种无知引发了他的不安与敌意，使他将真菌描述为“肮脏的脓疱”（foul pustules）——这不仅暗示着某种病态，更在直觉上给人一种失序的错误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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