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外发散｜婚姻永远无法让我们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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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愚不可及的人才会否认婚姻的失败。
——艾玛·戈尔德曼（Emma Goldman）
近些年来，许多进步人士一直在庆祝同性婚姻——无论是在各州通过法律承认同性婚姻之时，在法院作出裁决、从法律上认可同性婚姻之时，还是在政治人物公开表态支持同性婚姻之时。与此同时，许多酷儿运动家和学者持续批判对同性婚姻的拥护。婚姻的支持者们有时也会承认这些批判，并给出这样的回应：尽管婚姻并不适合每一个人，也不能解决一切问题，我们仍然需要它。
问题出在哪里？同性婚姻的倡议真的是一项进步事业吗？它是否与种族正义、经济正义、去殖民化以及女性主义解放等左翼政治议程一致？
答案是否定的。同性婚姻倡议实际上达成了一项令人惊异的“成就”——它将反恐同（anti-homophobic）与亲婚观念（pro-marriage）划上了等号。国家通过婚姻管制家庭和性别，这一过程是种族化的、殖民主义的和父权制的；而上述“成就”遮蔽了数百年来关于它们的批判性思考与运动。我们先从这个角度理解一下婚姻。
01 什么是婚姻
民事婚姻是一种社会控制工具，政府通过确立某种被偏好的的形式并给予奖励，规范性和家庭的组成（例如在美国，婚姻伴随一千多项利益）。在婚姻受到奖励的同时，其他组织家庭、关系和性行为的形式无法获得这些利益，甚至会被污名化和刑罪化。简而言之，人们会因是否结婚而受到惩罚或是奖励。既然合法婚姻的存在是一种强制性规范，那么认为同性婚姻是争取“婚姻自由”和“平等”的斗争的想法就是荒谬的——婚姻状态与医疗保障、合法移民等关键生活资源直接挂钩，这样的制度既谈不上解放，也谈不上平等。
盖尔·鲁宾（Gayle Rubin）在其1984年的名篇《性思考》（Thinking Sex）中，阐述了如何通过维持控制机制来改变那些对性实践进行等级化排序的体系。鲁宾描述了性行为如何被划分为两类：一类被视为正常且自然的实践——她称之为“受祝福的圈子”（charmed circle）——另一类则被视为邪恶且反常的实践——“外缘”（outer limits）。
性实践能够——且确实在——从“外缘”跨越进入“受祝福的圈子”。未婚同居的伴侣，抑或是遵循单偶制并已婚的同性恋者，或许都能从被高度污名化的状态，转变为被视为可接受的存在。然而，这些位移并未消除性行为的等级化排序；换言之，这些位移并未从根本上挑战“受祝福的圈子”与“外缘”之分的存在。当某种性实践跨越界限成为可接受之时，并不意味着自由与平等的实现。相反，此类位移反而加固了那条界线：一边是被视为好的、健康的与正常的行为，另一边则依旧是被视为恶劣、病态、受污名以及被刑罪化的行为。界线的推移是为了吸纳少数新增的人——那些社会突然予以认可的人——从而对系统进行自我矫正，并维系该制度的稳固。法律婚姻制度——连同其相伴而生的、包含针对淫荡行为、拉客招揽、伤风败俗等续保各位的刑罚制度——强制划定了一条界线，即哪些性实践与行为是可接受并得到奖赏的，哪些则是可鄙的、甚至可惩罚的。
关于婚姻的社会神话告诉我们，婚姻关乎爱，关乎对长幼的照料，关乎共同分享美好生活，甚至将其奉为个人幸福人生与健康文明社会的基石，这些深化在同性婚姻的倡议中得以延续。女性主义、反种族主义与反殖民主义的社会运动对此提出质疑，认为婚姻是一套借由暴力手段强制推行性规范与家庭规范的制度。汲取这些社会运动的观点，我们将婚姻理解为一种社会控制、剥削与掠夺的治理技术，其本质被性别歧视与异性恋父权制的浪漫神话所编织的缎带包裹。
婚姻是反黑人的种族主义的工具。
自美国建国以来，管制家庭构成就一直是反黑人的种族主义与暴力的核心环节。否定奴隶的亲缘纽带是奴隶制的根基——这既确保了子代生而为奴，也将黑人维持为财产而非人格主体。废奴之后，政府竭力控制黑人，胁迫新获自由的黑人进入婚姻，并将通奸行为刑事化，以此作为将其重新捕获并投入囚犯劳役租赁制（convict lease system）的路径之一。在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挑战了正式法律的种族隔离之后，针对非婚生子女的法律（illegitimacy laws）成为了将黑人儿童排除在各类项目与服务之外的惯用手段。已婚家庭及其子女更为优越这一观念，过去是、且现在依然是反黑人的种族主义的一项关键工具。
在基于婚姻率的学术研究与社会政策中，黑人家庭始终被刻画为病态与犯罪群体，其中最著名的例证便是《莫伊尼汉报告》（Moynihan Report）。厌贫与反黑人的话语及政策制定，将贫困问题归咎于黑人群体缺乏婚姻。克林顿于1996年对福利计划的削减，尤其伤害了黑人家庭，而其正当性则是基于将贫困归咎于未婚生育的这一论调。无论是在乔治·W·布什还是巴拉克·奥巴马总统任期内，促进健康婚姻促进（Healthy Marriage Promotion）倡议均被用于鼓励低收入女性进入婚姻，其手段甚至包括提供现金激励。通过施加种族主义与性别歧视的婚姻家庭规范，来妖魔化黑人，并进行治理与控制，并以此为那些残酷的干预手段及所谓的良性忽视（benign neglect）提供正当理由，这在美国不仅历史悠久，且至今仍是惯常做法。
婚姻是殖民主义的工具。
殖民主义往往将侵略行径包装为从落后的性别与家庭体制中拯救被殖民人口。从我们写作所处之地（华盛顿特区与华盛顿州）远至阿富汗，这一现象随处可见。强迫原住民遵循欧洲的性别、性与家庭结构规范，并惩罚不从者，一直是美国在北美的定居殖民主义（settler colonialism）的关键工具。婚姻也是土地盗窃与种族清洗（ethnic cleansing）的重要工具，并以多种方式企图使原住民消失。美国曾承诺给予男性定居者160英亩土地，来鼓励西进拓殖，倘若男性已婚并携带妻子同行，还可额外获得160英亩。与此同时，美国将原住民传统的集体生活方式定为非法，烧毁了原住民集体居住的长屋（longhouses），消灭了集体土地所有制，并强制推行男性个人所有制。对性别与家庭系统的治理，过去是、且现在依然是驱逐与定居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在寄宿学校中强制推行性别规范作为“文明开化使命”（civilizing mission）的一部分，并通过各类至今仍在运作的项目将儿童从原住民社区中带离，这些均为美国实施种族清洗与推动殖民定居的关键手段。
婚姻是排外主义与移民执法的工具。
自起源伊始，美国移民法便设立了种种机制来规范那些它所允许进入的移民，而这种允许始终伴随着被驱逐出境的威胁；与此同时，它将其他移民标记为不受欢迎者，以便让他们在雇主面前更容易被剥削，也更容易被驱逐出境。将穷人、患有被污名化的健康问题的人以及有色人种拒之门外，一直以来都是国家亟待解决的优先事项。婚姻正是这种控制的关键阀门之一。例如，1875年的《佩奇法案》（Page Act of 1875）试图将亚裔女性拒之门外，意在阻止美国的亚裔劳工繁衍后代，但该法案却允许亚裔商人的妻子移民。在美国，婚姻至今仍是一种极度不公的移民控制工具，婚姻家庭纽带依然是仅有的几条移民路径之一。这一制度造成的一个后果是，人们被迫受困于充满暴力与伤害的性关系及家庭关系之中，只因其移民身份受制于此。
婚姻是性别化的社会控制工具。
女性主义者早已将婚姻视为一种社会控制与劳动剥削的工具。正因如此，女性主义者致力于拆解围绕浪漫、婚姻、育儿及照料所构建的迷思——揭露这些不过是文化幻想，旨在强制女性从事无偿劳动并助长性暴力。她们同样致力于推动法律变革，以降低脱离婚姻的门槛，并推动婚姻状态与人们的基本生存需求（如移民身份与医疗保健）脱钩，因为正是这些关联，将妇女和儿童困在了暴力的家庭关系之中。
婚姻是保护私有财产并确保财富分配不均的工具。
婚姻向来关乎“谁是谁的财产”（妇女、奴隶、儿童）以及“谁获得什么财产”的问题。继承权、雇员福利、保险理赔、税收、非正常死亡索赔——所有这些与婚姻相关联的权益，本质上都是为了将财富固守在富人手中的特权。那些没有财产的人结婚的可能性更低，也更少有东西需要利用婚姻法来加以保护。经济正义运动旨在推翻那些导致人们陷入贫困的财产制度，而非对这些制度进行修补，以便富人能更有效地利用这些制度来保护自身的财富。
当今的同性婚姻倡导者在法庭上和媒体中辩称：婚姻是社会的基石，儿童需要且理应拥有已婚的父母，婚姻是人类所能拥有的最重要的关系。这些论调与女性主义、反种族主义及反殖民主义运动数百年来的主张截然相反——这些运动之所以致力于拆解国家婚姻制度，正是因为它助长了人生机遇的分配不公，并用于控制边缘群体。
02 对同性婚姻倡议批评的当代常见回应
如果你不想结婚，你可以不结。
同性婚姻常常被置于“选择权”的范式之下：“我们中想这样做的人就可以去做；不想的人就该退后一步，别再阻碍我们筹备婚礼了。”然而，这类选择发生在法律与文化系统预先构筑的、有限选项的场域之中。强制性的系统负责分配奖赏与惩罚，婚姻惩罚那些不参与其中的人。声称婚姻是个体选择掩盖了这一事实。婚姻属于这样一套体系：政府选定某些关系、家庭结构与性行为，将其作为黄金标准并予以奖赏，而其他形式则受到污名化和/或刑罪化。许多人现在不在、且永远也不会处于类似婚姻的关系之中。当支持者反驳说“那些想结婚的人应当被允许结婚”时，婚姻制度的存在对每一个被视为不合规范者所造成的伤害，便要么被抹除，要么被正当化了。当我们仅仅将婚姻视为个体可以选择做或不做的事情时，我们就放弃了任何进行有意义的抵抗或变革的可能性。那些个体化的、美学层面的“挑战”——例如请婚礼宾客捐赠慈善机构以代替礼物，或安排一位女性担任“伴郎”——变成了唯一可被想象的政治行动。这类挑战无助于拆解作为一套奖惩体系的婚姻制度。归根结底，婚姻关乎控制，而非关乎个体在选项菜单中进行的自由选择。
但婚姻关乎爱，而爱是革命性的！
如上所述，婚姻是为了白人、富人与定居者的利益而对人口与财产实施的控制。它是在消费者驱动的、关于爱的神话的掩护下运作的。美国流行文化充斥着一套关于性与浪漫的神话，这正是女性主义者长期以来致力于分析并拆解的对象。我们被告知，人们——尤其是女性——除非结婚，否则其生命便是空虚且无用的。女性被怂恿对结婚的能力产生一种匮乏感——感到她们最好找到“对的人”并说服他尽快结婚，否则她就要面临空虚的人生。在这个等式中，女性的价值仅在于顺从种族主义与性别歧视的身体规范，而男性也同样被物化并依据财富排序。这些神话驱动了节食产业、大部分的娱乐产业，当然还有庞大的婚庆产业（在美国每年高达400亿美元），该产业正是建立在人们恐慌性的尝试之上——试图在这被重度记录的一天里，显得尽可能富有、纤瘦且合乎规范。女性主义者将女性被训练去体验到的那种关于爱、浪漫与婚姻的匮乏感与不安全感，理解为一种强制形式，它将女性推向剥削性与虐待性的性关系及家庭角色之中。媒体所传达的“婚姻与育儿对女性拥有有意义的人生至关重要”这一信息，是正在进行的保守派反扑的一部分，它反对那试图将女性从暴力与无偿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的女性主义工作。
这并不意味着人们无法以多种方式——包括在浪漫关系中——体验到爱。但婚姻制度的存在并不是因为政府想要承认并支持人们的爱，它实际上关乎对人口与资源的控制。同性婚姻倡议助长了保守派的神话，即认为婚姻关乎爱，且是组建家庭的最佳方式。
可如果我就是想用这种方式表达爱，别来教我怎么做酷儿！
对于同性婚姻倡议的批判，一种常见的回应是那些已婚或渴望结婚者所表现出的防御姿态：这些人常声称感受到了批判者的评判。这种回应，把系统性的批判，缩减为个体评判不适感，任何左翼人士说出这话都令人深感失望！难道我们还认识不到，我们自身已经卷入压迫性系统之中，甚至从中获益？难道我们还不知道如何聆听针对这一系统的批判、还没意识到我们不应该为了消除自身的不适而将其噤声，也不应该仅仅因为难以正视自身特权而假装成了批判的受害者吗？好吧，我们确实不擅长此道，但让我们为此努力。当整个社会的组织结构都在支持人们结婚时，已婚者或想要结婚的人仅仅因为有人批判婚姻制度，就将自己描绘成评判的受害者，这是荒谬的。
婚姻的批评者并不只是某些反同化主义者在以个人姿态评判其他选择被同化的个人。对婚姻的批判并非关于推崇一种酷儿文化而贬低另一种，而是关于物质分配。人们理应拥有想要的任何派对与约会。问题的关键在于，不应该把移民身份或医疗保障作为奖赏。当对婚姻的批判被简化为仅仅关于同化问题时，所有关于种族正义、经济正义及去殖民分析便被遗漏了，而这或许正是为何这种简化论版本最能大行其道的原因。别误解我们，反同化论点是一个重要的战斗口号：“我们不想结婚，我们只想做爱。”酷儿反主流文化确实重要，因为对于特定时空下的某些人而言，它一直是生存与生产替代性方案的关键工具，但对婚姻的批判不应被归结为一种审美化的激进酷儿反主流文化。单一的反同化论点，有将“选择模型”固化的风险——仿佛我们可以自由选择加入或退出这些系统。但事实上，我们所有人都已卷入异性恋父权制、殖民主义、白人至上主义以及资本主义之中。问题于是变成了：我们如何在这些系统中生存的同时将其拆解。我们的目标是建立这样一个世界：每个人都能各取所需，且不以顺从性、性别或家庭规范为条件。将婚姻批判者斥为“爱评判人的酷儿”，会危险地让关于运动策略的重要讨论噤声。
但这能让人获得医疗保障和移民身份。
为什么任何人必须通过结婚才能获得医疗保障或移民身份？同性婚姻倡议被兜售为一种让人们获取生存急需资源的方法，但大多数无证酷儿并没有一位拥有公民身份的伴侣，大多数无医保/失业的酷儿也没有一位拥有一份带医保福利工作的伴侣。人们倾向于在自己的阶级地位内部寻找伴侣，因此我们无法靠“找个伴侣”来摆脱移民与医保危机，我们的运动也不应认可这种形式的强制。同性婚姻倡议并非真正攻克这些问题的策略。充其量，它帮助极少数最特权阶层获得了这些必需品，而那些处境最糟的人却看不到任何改变。
重大问题 | 官方的女、男同性恋解决方案 | 其他酷儿政治路径 |
酷儿与跨性别者、穷人、有色人种以及移民难以获得高质量的医疗保健 | 将同性婚姻合法化，使拥有单位医保福利的人可以与同性伴侣共享 | 医疗补助/医疗保险运动；争取全民医疗；争取跨性别医疗福利；抗议在国家羁押状态下（state custody）致人死亡的医疗忽视 |
不公且具有惩罚性的移民制度 | 同性婚姻合法化，允许跨国的同性伴侣为非美国公民的一方申请合法居留权 | 反对利用移民政策将有色人种刑罪化、剥削劳动者以及维持美国与全球南方之间致命的贫富差距；支持当前的被拘留者；参与地方与全国性运动，反对“安全社区”（Secure Communities）及其他加剧种族定性（racial profiling）与驱逐出境的联邦项目 |
酷儿家庭面对来自国家和/或来自非酷儿群体的法律干预和区分时，非常脆弱 | 同性婚姻合法化，为双亲同性家庭提供一条“合法化”途径；通过法律禁止基于性取向的收养歧视 | 联合其他遭家庭法及儿童福利系统针对的人群（贫困家庭、服刑父母、原住民家庭、有色人种家庭、残障人士），共同争取社区与家庭的自决权，以及人们将孩子留在自己家庭与社区中的权利 |
在医院探视和遗产继承等情境下，制度无法承认异性恋婚姻之外的家庭联系 | 同性婚姻合法化，在法律眼中正式承认同性伴侣 | 改变医院探视等政策以承认多样化的家庭结构，而不仅仅是异性与同性伴侣；废除继承制，要求激进的财富再分配并终结贫困 |
社会运动把优先级放在最有资源、最容易获得利益的人身上，是不合乎伦理的。我们应当优先关注那些容易遭遇最严重的恐同与恐跨形式的人。这意味着要将资源投入到针对这些问题的实质性解决方案之中——反对移民执法以及争取全民医疗保障的斗争——并将关于恐同与恐跨的独特洞见带入这些斗争之中。同性婚姻合法化，仅仅因为少数更具特权的人将从这一变革中获益，就为那些依然残酷且有害的系统盖上了“平等”的印戳。
真正改变这些系统的路径包括追问：为何婚姻状态要与移民身份及医疗获取权捆绑在一起；酷儿与跨性别者如何受到移民监禁与驱逐出境的影响；以及恐同与恐跨如何导致了负面的健康后果并阻碍了医疗资源的获取。当前正进行着诸多重大斗争，旨在阻止移民执法权的扩张，终结边境军事化、拘留与驱逐出境，并阻止医疗牟利者将我们榨干。遗憾的是，那些最大、最富有的同性恋组织并未将这些斗争置于核心位置——尽管它们才是解决酷儿与跨性别者移民及医疗问题的真正途径——因为它们几乎将所有资源都倾注到了婚姻议题上（其余则投向了兵役权与扩张刑事惩罚体系）。与此同时，左翼的异性恋者被灌输了这样一种观念：他们必须支持同性婚姻，否则便是恐同；因为他们被告知，这将解决酷儿群体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但酷儿会改变婚姻。
当人们这样说时，他们通常指的是，两名女性或两名男性结为配偶时，“丈夫”与“妻子”的传统性别角色将如何被改变的可能性。问题在于，我们已然知晓这种改变其实少得令人沮丧，例如，酷儿关系中的家暴率（约30%）与异性恋关系中的比率持平。
我们知道，将女性、酷儿或有色人种纳入其传统上被排除在外的角色——诸如警队或军队——并不会改变这些角色本身，亦不会改变仰赖这些角色的制度。认为接纳同性伴侣进入婚姻将会“改变婚姻”的论点，基于一种对文化转向的希冀；这种希冀不仅未能正视婚姻中有害的、种族主义的及殖民主义的结构依然稳固如初的情况，而且还忽视了同性婚姻倡议实际上制造了一种更为强劲的文化转向——它压制了女性主义与反种族主义对婚姻的批判，并用浪漫的迷思重新给婚姻赋予了价值。
此外，这一支持同性婚姻倡议的论点将婚姻仅仅定位在文化领域之中。当然，文化与经济以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改变关于性别与性的文化规范也并非无关紧要。对于那些地位发生改变的人而言，文化规范的改变往往伴随着经济回报与机遇。尽管同性婚姻合法化或许会在某些象征层面改变“婚姻的含义”，但它绝无可能消除这一制度在分配奖惩时所制造的伤害。它仅仅是将部分奖赏分给了更多一点的人——那些拥有可共享财产、可共享医保福利和/或可共享移民身份的同性伴侣或许能从中获益，但对于数量日益增长的贫困、失业、无证和/或无医保的酷儿及跨性别者而言，一切都不会改变。更进一步，它通过将婚姻标榜为包容且公正的，正当化了针对那些被排斥者的惩罚——你孤身一人、没有医疗保险，一定是你自己的问题！！
也有人主张，同性婚姻倡议改善了大众对男同性恋与女同性恋的看法，帮助更多人将他们视为家庭成员、父母及普通伴侣，而非通过过度性化或病理化的刻板印象来看待他们。这种倡议所赢得的有限的、新的接纳，其问题在于，它建立在将酷儿描绘为符合规范的伴侣的基础之上，从而固化了对所有非规范人群的污名。酷儿政治的宗旨理应是拆解性与性别的等级制度；而同性婚姻的努力则是为了让那些能够顺从规范的人挤进“受祝福的圈子”。这种伴侣权利框架不仅未能挑战当下不断扩张的针对酷儿与跨性别者的刑罪化进程，反而实际上与之合流——这一进程通过性犯罪者登记名录、性贩运法规及其他近期的刑罪化工具得以实施。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减少由性与性别强制与暴力体系造成的伤害，那炮制一种新的、不准确的刻板印象——把酷儿描绘成一群被驯化的、合乎规范的成对伴侣——这无疑是一种极糟糕的策略。
但你们想要的根本不可企及（unwinnable）——我们需要采取渐进式步骤，而这就是迈向平等的一步。
这是一个保守得令人痛心的论点，它宣称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以及基于种族主义刑罪化与监禁的文化别无替代。我们被无情地灌输：不要去想象替代方案，只能对那些狰狞的体制小修小补，以便让少数几个人挤进去。同性婚姻合法化绝非酷儿与跨性别者为减少所面临的伤害与暴力而所需的渐进式步骤；相反，在这一时刻，这种伤害在官方层面被公开宣告已获解决，而现实中却在恶化。配得者与不配得者被进一步区隔，而婚姻制度及其迷思则以反恐同的名义获得了平反。
同性婚姻倡议庆祝并推崇婚姻，抛弃了所有被婚姻体制惩罚的人，并告诉我们：我们不该阻碍你们举办婚礼，我们也别指望能从你们那里获得任何团结。
03 反对“包容性”（inclusion）
同性婚姻倡议正如其他寻求包容性的暴力国家机器的政治策略——例如争取男同性恋与女同性恋服兵役权的斗争——一样，已造成了伤害。诸如此类的包容性策略，实际上是在拔高它们所寻求进入的那些制度。同性婚姻倡议已与右翼家庭价值观的话语及政策结盟，抵消了我们为逐步拆解婚姻制度、并推动获取生存必需品的权利与婚姻状态脱钩的社会运动所作出的努力。它与保守派关于浪漫、儿童、家庭及照料的亲婚观念（pro-marriage）合流，而正是这些观念在支持针对社会福利项目的攻击，并对低收入的有色人种母亲造成了最严酷的伤害。它将婚姻从左翼的批判中解救了出来，并让左翼阵营中的异性恋者和同性恋者遗忘了：我们的运动曾教会我们如何理解国家对家庭与性别的规训与管控。
包容性的论点还要求其倡导者通过制造“为何我们配得被包容”的叙事，从而割裂自己的群体。这意味着制造出一个充斥着单偶制、上层阶级、纳税、顺从的消费者的同性恋伴侣形象的世界。这些故事必须聚焦于那些如果不结婚就会有所损失的人——那些美国想要的白人欧洲移民，那些想通过昂贵婚礼来提振经济的伴侣，以及那些死后有财富需要传承的人。推销这种将酷儿生活与酷儿人群描绘为符合美国的种族、阶级与道德规范的“配享权利”的伴侣形象，实际上参与了对所有被逐出“受祝福的圈子”的人的持续妖魔化——尤其是那些因贫困、参与性产业、无家可归而面临刑罪化的酷儿与跨性别者，以及所有那些无法从合法婚姻奖赏中获益的人。
我们被告知同性婚姻是一场草根运动，但事实并非如此。推动同性婚姻倡议这台庞大机器的决策来自高层，正是这台机器挤占了公众视野，使美国境内其他反恐同与反恐跨的草根工作黯然失色。资源充足的同性恋权益组织、少数富裕基金会及其捐赠者所构成的圈子极其狭小——堪称“同性恋的1%精英阶层”。其议程在闭门会议中制定，而99%的酷儿与跨性别者只能被动地应对这些策略，因为他们的生活与诉求是被企业媒体与同性恋精英阶层所框定的。有些人对此照单全收，有些人出言反驳，但最终，我们毫无话语权。或许，如果说同性婚姻倡议的叙事有什么用处的话，那就是它绝佳地例证了慈善力量是如何塑造一场运动的：我们目睹了那场被一些人称为“始于石墙旅馆（Stonewall Inn）与康普顿餐厅（Compton’s Cafeteria）的反抗警察暴力的街头暴动”，转变成了呼吁起诉和与警察合作的倡导运动；我们目睹了一场诞生并归功于1960与70年代反战与去殖民抵抗之激进政治的运动，变得聚焦于在美国军队服役的权利；我们还目睹了针对政府对性与家庭规范的管制的酷儿、女性主义、反种族主义及去殖民主义批判逐渐式微，并演变成了对依法结婚的诉求。令人震惊的是，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国家暴力机构竟被重新包装成自由与平等的象征。随着未来几年同性婚姻的斗争走向尾声，而那些没有财富、移民身份或医疗保障的酷儿与跨性别者生存状况依然残酷，我们必须全力支持并拓展以种族与经济正义为核心的酷儿与跨性别运动——这项运动从未将婚姻视为终极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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