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外发散｜《女权主义理论读本》读书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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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当代社会，性别、权力与知识构成了我们理解自身与世界的重要维度。《女权主义理论读本》由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佩吉·麦克拉肯主编，艾晓明、柯倩婷翻译，本书收录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后殖民与酷儿理论等领域的关键文本，涉及社会组织的政治学，种族、族裔和妇女的问题，女性气质的讨论以及关于性的研究等，编织出一幅从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到身体经验与主体建构的理论图景。

在这次读书会中，我们循着本书的编排脉络，讨论了从恩格斯、麦金农到盖尔·卢宾关于社会组织与性别制度的分析；穿越了琼·斯科特、德·劳里提斯对“社会性别”作为历史范畴与权力机制的辨析；借助福柯的谱系学，共同阅读了被规训与反抗的身体；并踏入认识论与政治理论的领域，思考女性主义如何重构知识并与激进民主相连接。在对理论文本的梳理中，我们尝试探索，这些源自特定历史脉络的批判性思想，如何帮助我们洞察并描述所身处的现实，期待在你我的阅读、写作与行动中，能听见新的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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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主义理论读本》读书会（上）→

第五章：欲望理论

分享人：十里八荒

《电影与伪装：建立女性观众的理论》

多恩讨论了电影的问题，希望理解女性观众在看待电影形象时与男性观众的不同之处。多恩提到，电影装置和弗洛伊德都把女性观众从据称是关于她的话语（电影和精神分析）中驱逐出去。首先，如诺埃尔·伯奇（Noel Burch）当代电影理论所指出的，电影观众的欲望通常被描述为窥淫癖或恋物癖，即男人在观看那些被禁看的女性身体时获得的快感。其次，用主体客体二分法调整性别差异的主导系统，把男性主体性与观看的能动性等同起来。多恩认为，这里的二元对立不仅是主动性与被动性之间的对立，更是与形象有关的近似与距离之间的对立。电影艺术中，窥淫者必须在自己与所观赏的对象之间保持恰当的距离；而对于女性观众而言，她就是形象本身，女性观众的欲望只能被描述为某种自恋，而缺乏窥淫快感所需要的距离。在电影的叙述结构中，女性要么采取被动的、色情受虐狂的立场，要么接受“男性化”的观众身份，认同主动的男性主角。

继而，多恩设想了女性观众逃离主客体二分立场的可能性，她从伪装的角度界定了这种可能性。女性气质伪装的形成即知识女性在接受了话语主体的地位之后，为补偿这种对男性气质的窃用，而作出的对女性气质的一种夸张演绎；伪装重新发现了女性气质，并在自身与自我形象之间造成了某种距离。作者同时分析了电影中戴眼镜的女性形象、罗伯特·杜瓦诺（Robert Doineau）拍摄照片《好人在斜视》中对于否定女性凝视的叙事，希望在权力关系的网络之中理解女性气质的位置，并最终改变这种位置。

画面为一张黑白街景照片：前景左侧是一幅被装裱在华丽金色画框中的油画，画中呈现的是一位女性的裸露身体，姿态带有明显的情色意味。画框右侧站着两位行人，一名戴帽子的中年女性位于画面中央偏右位置，她正面朝向画作，表情冷静、克制，似乎在认真观看；在她右侧稍后方，是一名戴帽子的中年男性，他的身体略微倾向画作，目光越过女性，聚焦在画中裸露的身体上。背景是巴黎街道，一家店铺的橱窗和行人隐约可见，形成日常都市生活的场景。

如同好莱坞叙事电影声称以女主人公为中心一样，这张照片似乎也对女性的观看给予了一种特别的突出。然而，照片的标题及其空间组织方式，却暗示着窥阴癖力量（scopophiliac power）的真正场所位于画面的边缘处。那个男人没有被放置在中心；实际上，他占据的是照片最右边一个很狭窄的空间。虽然如此，却是他的凝视确定了这张照片的问题所在；他的凝视有效地抹消了那个女人的凝视。玛丽·安·窦恩在《电影与装扮：一种关于女性观众的理论》中指出，这张照片通过描述性暴露和一种观看（和欲望）的隐秘形态，赤裸裸地呈显出弗洛伊德下流笑话的机制。

来源：豆瓣。（图注结束）

《此性不是同一性》

这篇文章中，伊利格瑞反思了精神分析等学说理论化女性性欲的方式，它们将“具有男性气质的”主动阴蒂性欲与“具有女性气质的”被动阴道性欲相对立。作者希望将女性从作为男人之间交易、斗争的中介中解放出来，从女性的性欲本身，理解女性性欲。伊利格瑞认为，女性性欲是多重的和复数的，女性全身都是性器官，她身体的任何部位都能体验到快感，并且从触摸中比从观看中得到更多的快感。

伊利格瑞的文章有时被归类为“差异女权主义”，她理解中的性差异是本体论/存在论意义上的差异，她期待通过女性的爱欲伦理重塑一种超越性。

《自我的欲望:精神分析女权主义与主体互涉的空间》

本杰明的文章运用了精神分析的概念，根据俄狄浦斯情结理论，男性的特征在于对母亲最初的依赖和认同的摈弃，这导致男性强调差异，即拒绝共同特征；强调分离，即拒绝联系；由一系列的二元性、相互排斥的极端组成。否定依赖而建立起来的主体性，其特点是导致支配控制，而被男人占有、控制的对象就是女人，男人用支配她人来掩盖自己的依赖性。精神分析理论认为，男孩和女孩都有分离和体验自我作为欲望主体的愿望，但是似乎只有男孩才有途径获得达成这一愿望的工具，即认同父亲作为欲望主体的位置，而把母亲作为欲望客体；而女孩不能充分地认同父亲，因为她不像父亲，对父亲的理想化变成对强有力的他者的顺从。作者对此提出了批评，她重视女孩对母亲的认同（父亲代表外部世界的刺激、激动，母亲代表容纳与支持），并提出女权主义的精神分析可以改变既往精神分析赋予分离的价值。

作者期待新的性别认同理论，寻找另一种心理结构的模式，她用“主体互涉”（intersubjectivity）的概念发展了这种模式，主体互涉在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之间发生，主体互涉模式认为每一个体从幼年时期就拥有与生俱来的自我，即对世界的能动性和感受性；并承认他人在此时此地实际存在。阳具作为欲望的象征，只是单方面表现主体-客体的特征；而在主体与主体相遇的空间，自由将会是既可与他人相结合，又可与他人相区别。

在讨论环节，大家就拉康对精神分析理论的发展，精神分析对哲学、文学批评、社会理论等多学科的影响进行了交流。

第六章：关于性的思考

分享人：画外音

《关于性的思考：性政治学激进理论的笔记》

本文中，卢宾提出，性的领域具有其内在的政治学模式、不公正模式以及压迫模式，因此希望提供关于性及性政治的思考的一些描述性和概念性的框架，期待创造一套准确的、仁爱的、真正自由的性思想体系。

为此，作者批判了几种长期存在的、阻碍正义理论发展的关于性的思想：本质主义，将性视为一种自然先验的、内在于生理本能的力量；对性的否定态度，将性视作危险的力量并普遍污名化；对性的错误度量，过度赋予性道德评判权重；性价值等级制，系统性贬低同性恋、非生殖性性等多元性实践；性危险多米诺理论，以“维护社会根基”之名抵制性多元；缺乏良性性差异概念，以唯一“理想”性行为模式排斥性多元差异。作者认为，民主的道德应当用下列标准来评判性性为：伴侣对待对方的方式，相互关心的程度，有没有强迫性，以及某种关系所提供的愉悦的数量与质量。

作者回顾了性的转变，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推动性从个体行为层面上升到群体身份政治维度。性少数群体依托城市空间，逐步从零散、孤立个体，走向社区化、组织化，性身份从个体标签转变为集体抗争的文化符号。接着，作者分析了性的分层：就法律而言，性法律是性分层和性迫害最强有力的工具，鸡奸法、反淫秽法等规则巩固了主流异性恋、生殖导向的性秩序；就市场而言，性被排除在市场交换的正面逻辑之外；除此之外，性压迫突破法律文本，渗透到职场、家庭、日常生活中，形成复杂的压迫网络。性分层的复杂性要求性理论研究深入挖掘社会规训的多重路径。作者继而对“性的冲突”展开论述，揭示了性领域中存在的多重政治斗争形式，其核心在于性少数群体与主流社会力量的对抗，包括定义与评价的斗争（性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争夺）、立法的斗争（法律对“性”的道德强制与反抗）、领土与疆界的战争（性少数群体的空间抗争）、道德恐慌（性少数群体的替罪羊机制）。

最后，作者讨论了女权主义与性解放之间的关系，警惕女权主义在性政治中的某些话语被保守力量利用，反而加剧对性少数群体的压迫。女权主义可能持性解放立场，强调性作为个体自主表达的工具，也可能持保守、反性、反色情立场，以性别压迫的理由主张严格限制或取缔相关性实践。卢宾认为，女权主义核心聚焦“性别压迫”、围绕男女权力，但性压迫存在独立逻辑、围绕性规范与多元性实践的冲突。卢宾指出，理论分析时区分社会性别与性非常重要，这与麦金农把性欲作为社会性别派生物的观点十分不同。“女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与“性压迫的激进理论与女权主义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相似性，它们都提示了理论的多元论，呼唤我们生产用来解释不同领域权力形式、压迫模式的不同的概念工具。

《性的交易：盖尔·卢宾与朱迪斯·巴特勒的谈话》

这个访谈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定位，说明关于女权主义和性研究之间的关系。卢宾解释了哲学家、精神分析家和历史学家自己工作的影响，并且解释了她从写作《女人交易》到《关于性的思考》过程中思想的演变。卢宾《女人交易》写作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中，出于对当时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在解释性别压迫、性问题上的局限写作而成，这篇文章直接受马歇尔·萨林斯的部落经济学课程启发，她融合了列维-施特劳斯的亲属制度理论、拉康的精神分析与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探讨亲属制度对性别与性的规训。《关于性的思考》受到20世纪70年代末政治环境的影响，当时性少数遭受系统性压迫、反色情运动兴起的背景促使她聚焦性政治的多元维度，这篇文章标志着她与结构主义二元模式（如列维-施特劳斯、拉康）的分野，转向后结构主义的话语分析。

在卢宾的研究中，她区分了女权主义与性研究，认为性压迫与性别压迫虽相关但需独立分析，并批评部分女权主义者滥用精神分析理论，将性变异简化为“病理”，忽视其社会建构性。卢宾受到福柯《性史》中“性的配置”概念的影响，她对性与亲属制度关系的理解受到福柯论述的启发，福柯提出18世纪后“性的机制”与“联姻机制”叠加共存。同时，卢宾区分了列维-施特劳斯意义上的传统亲属制度（基于强制婚姻、血缘）与现代同性恋社群的“自愿亲属关系”（基于互助、亲密联结），认为后者更灵活但制度化程度低。这篇对谈始终围绕“性的社会建构”展开，卢宾主张将性纳⼊社会阶层分析范畴，与阶级、种族、性别并列；强调性压迫的独立性与复杂性，反对单一理论框架的简化；呼吁经验研究与理论批判的结合。

最后，分享者讨论了“性差异”与“性本质主义”的区别，前者在性差异的自然性的基础上，更强调女人在社会文化结构中生成为女人的过程，在将性差异视作社会历史、文化话语、权力关系塑造的结果，因此是可变、可重构的，政治行动需要揭示并改变差异的生产机制；后者认为性差异来自于自然本源，是去历史、固定不变的，因此否认对既有结构进行批判变革的可能。

在讨论环节，大家就sex/sexuality的翻译问题、海棠事件与耽美文学背后的性别想象与法律规定进行了交流。

第七章：女权主义认识论

分享人：柚子

女权主义认识论的背景梳理

一、客观性的溶解与知识的政治性

长期以来，科学研究（science research）被视为提供真理的重要来源。不过，其中也长期蕴含着性别偏见。女性主义借由社会运动也进入了社会学研究与科学学（science studies）之中。一方面，女性主义者指出女性研究者在科学界中因为性别而遭遇歧视的客观事实。另一方面，学者们还以女性主义的视角对生物学，尤其是对灵长类的研究进行了异常成功的批判（如Haraway 1991）。

在诸多涉及科学史的研究中，学者也指出其中暗含的性别偏见。艾米莉·马丁（Emily Martin）揭露了医学在讨论性别相关的研究时做出的不恰当隐喻，如精子和卵子作为细胞却被错误地拟人化，在表述中重复了社会中“男主动，女被动”的偏见，将细胞间的互动变为男女刻板性别角色的罗曼司。隆达·施宾格（Londa Schiebinger）在研究中结合了林奈对反奶娘运动的参与，指出林奈对哺乳类（Mammalia）命名本身也存在诸多政治性的考量。这种变化还应该放到科学与政治的关系之内进行考量。

二、从经验主义到立场论：知识的社会根源

尽管女性主义对科学的批判是自觉的，但是与科学学领域相比，其批判更多是一种“自发的经验主义”，并不挑战科学研究的方法或概念。类似的研究更像是在为科学研究补充其在性别偏见上的不足。从这一角度而言，哈丁（Sandra Harding）将这些研究视为“女性主义经验主义”。哈丁指出，这类研究暗示了“主观看法中的个人偏见与差异可以通过常规的科学方法来识别并消除，而文化范畴内的偏见与差异却需要以不同的方法来探求。”（P514）同时，这种经验主义并非继承自科学哲学传统中的“经验主义”。在女性主义者中，海伦·朗基诺（Helen Longino）的“语境经验主义”延续了经验主义的哲学观，与自发形成的“经验论”立场有所不同。女性主义经验主义者强调遵守现有的科学的研究方法和规范，或者至少并未挑战相关方法与概念。对于哈丁而言，这种坚守是错误的，因为“正是沿用了这些规范才促成了男性中心主义的研究结果”，“而且那些专门科学的独特方法与规范本身就是歧视女性与男性中心主义的”。（P515）

哈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第二种流派，即女性主义立场论（standpoint theory），强调知识是社会性建构的，特定的社会位置（尤其是被压迫者的位置）能够提供认识论上的优势，揭示主流视角所无法看到的真相。立场论的提出基础与马克思主义有密切的关联，借鉴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作为“普遍阶级”能够看清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的观点。立场论从几方面批判了传统经验主义：经验并非中立或直接可得，而是通过社会、文化和理论的“滤镜”被理解和解释；所有观察都是理论负载（theory-laden）的，并且深受观察者社会位置的影响；立场论并非否定经验，而是重新定义了经验在知识生产中的作用，强调“被压迫者经验”的认识论价值。关于立场论与基础主义是否存在知识基础，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理解：立场论主张特定社会位置（如女性、边缘群体）具有认识论上的优势或“特权”，因为这些位置能够揭示主流视角所掩盖的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这种“特权”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普遍、绝对或不可动摇的基础，而是特定情境下、通过批判性反思获得的更深刻的洞察力；立场论试图在承认知识情境性的同时，避免陷入完全的相对主义，它通过强调批判性反思、不断修正和对权力关系的揭示，来追求更“强”的客观性，而非建立新的教条。

三、哈丁之后：多元路径与“真相”的重构

纳拉扬（Uma Narayan）的《女性主义认识论的工程》（The Project of Feminist Epistemology）一文提到了女性主义认识论在批判与肯定之间的张力。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处境知识》（“Situated Knowledges”）一文批评哈丁也陷入了上帝视角，她对立场论作出修正，肯定知识的“位于性”和部分性，但警惕立场论可能导致的本质主义和普遍化倾向（即女性在相同的位置）。她强调不同视角之间的对话和连接，避免相对主义的陷阱；认为客观性并非来自“无视点”，而是来自对自身视点的清晰认识和负责任的定位。

在“高级迷信”（High Superstition）与科学大战（Science Wars）之中，女性主义科学学也被着重批评，其中不乏对女性主义认识论（以及其他批判性理论）的误读、攻击和反驳，认为它们导致了相对主义，威胁了科学的客观性和权威性。女性主义者对此做出回应，澄清女性主义认识论并非否定客观性或真理，而是对其进行更深刻、更负责任的理解和重构，探讨“真相”在不同语境和权力关系中的呈现方式；承认不同知识体系和认识论方法的有效性，但仍寻求批判性标准来评估知识的质量和公正性。哈丁在之后也发展了“强客观性”的概念，不仅仅强调女性，更强调后殖民世界中各种殖民地知识生产对科学的重要性。

四、结论：女性主义在认识论的贡献

女性主义认识论并未主张存在一个单一、本质化的“女性主义真相”，而是通过揭示传统“真相”的偏见和局限，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和追求“真相”的新路径。女性主义认识论强调知识的社会性、情境性和历史性；倡导强客观性，追求更全面、更少偏见、更具批判性的知识；将知识生产与社会公正和解放的目标紧密结合；促使我们反思知识生产中的权力关系，并为边缘群体的声音提供空间。

各种女性主义认识论者和科学哲学家认为，主流的知识实践通过以下方式使女性处于不利地位：（1）将她们排除在探究之外。（2）否认她们的认识论权威。（3）贬低“女性化”（feminine）的认知风格。（4）构建关于女性的理论时，认为她们是低等的，或者认为她们的价值仅在于服务男性利益。（5）构建社会理论时，忽视女性行动及利益，更隐藏了性别化的权力关系。（6）生产对从属地位者无用或强化性别及其他社会层级的知识。

女性主义认识论者将这些弊病追溯到有缺陷的知识、认知主体、客观性和科学方法论的观念。他们提供了各种克服这些失败的方法。他们还旨在：（1）解释为什么女性和女性主义学者进入不同学术领域会产生新的问题、理论、方法和发现。（2）展现性别以及女性主义价值观和视角在这些转变中发挥的因果作用。（3）推动建立有助于平等和解放运动的理论。（4）捍卫这些发展是认知上的进步。

在交流环节，大家对经验主义与经验论的翻译区别、田野采访对象的性别选择与女性主义认识论的关系进行了讨论。

第八章：女权主义的政治理论

分享人：cqj

《纯真的终结》

本文开篇提到了女权主义对于后现代主义的批判态度，后现代主义的相对性可能会动摇女权主义运动的真理性前提，从而削弱女权主义运动的合法性；后现代主义的复杂话语可能提高阅读门槛，从而增加女权主义实际运动、维护切实利益的难度。作者提出了若干女权主义针对后现代主义的争议问题，并在后文中作出回应。

本文主要关注了对“纯真知识的梦幻”的批评，后现代主义提出，启蒙运动现代性奠定的对理性真理知识的信仰，建构在西方白人中心主义的立场上，让人脱离自我的欲望去追求抽象、客观的真理，假设理性可以协调知识和权力的冲突。这种“纯真知识”的梦想仰赖几个假设：人类社会和物质社会是由一套统一的、公益的、自洽的法律所调控；人体内存在单一化的理性，不受欲望和历史经验影响。然而，后续理论如精神分析、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都对启蒙话语所谓的中立性进行了批判。精神分析理论质疑理性的自主性、意识与心灵的互换性、自我的统一与稳定性。后现代主义主张心灵并非先验的存在，真理是话语的结果，需要通过话语的媒介传播，并受到话语系统的制约。后现代主义不追求普遍性标准，怀疑所有一统化（unity）的愿望，寻求解构整体性或宏大理论。女权主义揭露并质疑性别关系，注重性别制度压迫，认为知识的观念可能取决于特定社会关系。同时，后现代主义与女权主义之间存在张力，女权主义从性别制度的角度理解男性、女性，后现代主义则将这两者看成任何主体都可以在语言中获得的位置。

作者继而提问，既然知识分子并非“中立”“普世”，而是被性别、阶级、种族、等因素建构，幻想知识纯粹依靠德性和理性就能实现公平与善意，是极其脆弱和易幻灭的，那么女权主义是否还应当追求更好的纯真知识？作者认为，桑德拉·哈丁（Sandra Harding）的观点仍是在启蒙运动的元叙事中运作，女性主义版本的认识论只是权力结构的延续和变形，作者期待一种认识论的“谱系研究”，不只关注知识本身的对错，而是将其放到社会结构、话语权力、自身欲望中。

“无基础”意味着不再有启蒙理性许诺的纯真知识，在破除权威、知识、上帝、真理的迷信后，作者期待关注政治/差异的“有责任”，即我们应当承当责任，立足于偶然与不完美的语境间，学习发表关于不公平的声明的方法并采取行动。

此外，分享人结合自己的专业背景和实际案例，例如家暴的正当防卫、AI的政治倾向、代孕问题，对文本内容进行了补充分析。

《女权主义、公民权及激进民主政治》

本文中，钱特尔·莫非（Chantal Mouffe）的核心论点是，反本质主义的方法可以把我们引向激进民主的女权主义政治。“后现代”一词主要用来批评启蒙时代的普世主义和理性主义，更像是一种批判性立场，而不是一个系统的学派；反之，本质主义则认为某些特质是固定的、普遍的。

首先，作者讨论了主体认同、后现代结构对女权主义政治的影响。作者反对单一、同质的“女性身份”，强调多元、流动的主体性，在具体社会关系、语境下，由多重、多层次的“主体位置”组成。因而，女权主义政治不再执着于发掘“女性本质”，而是关注妇女怎样通过社会话语构建范畴，打破伪二元对立。接着，作者就什么是女权主义政治进行了讨论，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政治强调争取公共领域的广泛权利和公民身份，私人领域的女权主义政治关注妇女作为妇女的经验。对以上两种观点也存在相应的批评和反思：玛丽·笛厄兹（Mary Dietz)质疑母性与民主政治的关系，认为仅仅赞扬母性并不能自动为现代民主政治体系提供理论基础；卡洛尔·佩特曼（Carole Pateman）批评，公民权仍是父权的范畴，它以性别区分、以男性主体为中心而构建，持续贬低和排斥女性的经验、特质和劳动（如情感、关怀、照料等）。

因此，作者主张重新构建平等的公民权。自由主义的“个人化”是普世、排他的，自由主义将公民权简化为“个人拥有的、与国家对抗的、互不侵犯的权利的法律地位”，会导致个人主义的极端化；自由主义对私人/公有的界定，使得女性很难以完全平等、独立的公民身份参与公共事务。而现代多元民主理论中“公私区分”强调多元性的兼容，一方面，私与公并非对立排斥，每一种事业/政治运动可能同时具有公和私的属性，例如意大利女总统的竞选词诉诸自己“既是母亲，又是女儿”的私人身份；另一方面，每个人既可主张个体利益，也能以多重身份参与公共事务，这提供了将私人事务纳入公共领域的实践可能。作者追求对“公民身份”的再理解，激进民主关注社会中不同群体（如妇女、工人、黑人等）诉求与认同的差异，主张通过多元群体的政治表达协商建构“我们”的认同。

最后，作者回应了凯特·索普（Kate Soper）等人的论调，即反本质主义带来的女性主体“空心化”会导致政治号召力的消解，作者反驳，女权主义和女性团结的政治基础不是来自“本质的女性身份”，而是在共同事业、具体团结和不断协商中形成的，这种反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主体是如何通过话语建构出来的，看到权力关系被建构的多种方式。

在交流环节，大家就妈妈岗对女性处境的影响、泳装广告对女性解放的作用（穿衣解放还是客体凝视）、后现代主义的实践性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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