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外发散｜《女权主义理论读本》读书会（上）
本文目录
引言
在当代社会，性别、权力与知识构成了我们理解自身与世界的重要维度。《女权主义理论读本》由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佩吉·麦克拉肯主编，艾晓明、柯倩婷翻译，本书收录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后殖民与酷儿理论等领域的关键文本，涉及社会组织的政治学，种族、族裔和妇女的问题，女性气质的讨论以及关于性的研究等，编织出一幅从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到身体经验与主体建构的理论图景。
在这次读书会中，我们循着本书的编排脉络，讨论了从恩格斯、麦金农到盖尔·卢宾关于社会组织与性别制度的分析；穿越了琼·斯科特、德·劳里提斯对“社会性别”作为历史范畴与权力机制的辨析；借助福柯的谱系学，共同阅读了被规训与反抗的身体；并踏入认识论与政治理论的领域，思考女性主义如何重构知识并与激进民主相连接。在对理论文本的梳理中，我们尝试探索，这些源自特定历史脉络的批判性思想，如何帮助我们洞察并描述所身处的现实，期待在你我的阅读、写作与行动中，能听见新的回响。
第一章：女权主义对社会组织的批评
分享人：果丹皮
对话对象：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
马克思对妇女及其家务劳动的关注是为了探讨劳动者的再生产与剩余价值问题，本身并不太关注妇女和妇女压迫。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国家的起源》（1884）一书，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尝试理解和解释妇女从属地位的一本开创性著作。此书中，恩格斯区分了两种生产，即生活资料生产、工具生产（劳动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生育生产），两种生产的发展阶段（生产力），制约着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生产关系）。从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出现了家庭革命。
时代 | 生产力 | 生产关系 |
蒙昧时代至野蛮时代低级阶段 | 人口极其稀少，部落间隔离，分工纯粹自然产生，共产制的家户经济 | 氏族（没有统治和奴役存在的余地） |
野蛮时代中级阶段 | 生产力进步，剩余产品出现，经常的交换成为可能，牲畜获得货币职能，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游牧部落从其余野蛮人群中分离） | 奴隶制出现，第一次社会大分裂（主人和奴隶、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家庭革命（父权制的实行）对抗氏族 |
野蛮时代高级阶段 | 生产力进步，商品生产出现，贸易随之而来，贵金属成为货币商品，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手工业与农业分离） | 奴隶制成为社会制度的根本组成部分，第二次社会大分裂（富人和穷人），个体家庭开始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部落融合，民族及世袭制出现 |
文明时代 | 生产力进步，城乡对立加剧，贸易的扩大，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商人及其统治权的发展），金属货币与货币借贷、土地抵押的产生 | 财富集中至新的财富贵族手中，奴隶的人数大大增加，贵族制代替原始的民主制，国家作为第三种力量的出现 |
家庭形式与解释
群婚：整群的男子与整群的女子互为所有。
血缘家庭：排除父母和子女之间相互的性关系，一对配偶的子孙中每一代都互为兄弟姊妹，也互为夫妻。
普那路亚家庭：排除对于姊妹和兄弟的性关系，氏族的建立，一定的家庭范围内相互的共夫和共妻。
对偶制家庭：一个男子在许多妻子中有一个主妻，而他对于这个女子来说是她的许多丈夫中的最主要的丈夫。
专偶制家庭：由于家庭内的分工，随着财富的增加，财富使丈夫在家庭中占据比妻子更重要的地位，只要有一个简单的决定，规定以后氏族男性成员的子女应该留在本氏族内，而女性成员的子女应该离开本氏族，转到他们父亲的氏族中去就行了。这样就废除了按女系计算世系的办法和母系的继承权，确立了按男系计算世系的办法和父系的继承权。
《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女权主义评论》
凯瑟琳·A·麦金农主要从两个方面反思了马恩对于性别问题的观点，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其基本假设缺少反思，性别歧视、分工和男性权力被当作分析的起点，“马克思认为妇女是自然，而自然是既定的；而恩格斯则认为妇女是家庭，他对妇女在家庭中的劳动和性别角色基本上没有做批判性思考。”其次，他们的一些具体推断缺乏证据，比如：“在一个对血统和母性赋予特定的社会意义的背景下，认为社会尊敬与唯一可能追溯血统的制度必然相关是毫无根据的。”（p20）“看上去这似乎是男人做出的决定。妇女为何就会接受这个决定呢？要知道，在那个时代，她们应该在家庭中占据着支配地位。”（p25）据此，麦金农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关注“阶级”，而对妇女与妇女压迫问题缺乏解释力。
《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经济学”初探》
盖尔·卢宾探讨了妇女压迫的起源问题，她提出了“社会性别制度”的概念，认为性别压迫的起源可以归结为社会性别制度，而非仅仅是阶级问题。一个社会的“性/社会性别制度”是该社会将生物的性转化为人类活动的产品的一整套组织安排，这些转变的性需求在这套组织安排中得到满足。盖尔·卢宾思考的出发点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对性别压迫解释的失败，马克思对性别问题关注较少，而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将“性文化关系”和“生产关系”区别开来，指出性的制度具有某种独立性、并不总是能够用经济力量来解释。
作者把亲属制度作为社会性别制度的抓手，亲属制度是“性/社会性别制度可观察的、实实在在的形态”，她在此处回顾了列维·施特劳斯的观点。在《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中，列维·施特劳斯将亲属关系视作是文化组织强加于生物繁殖事实的，他在莫斯的原始互换理论上添加了，婚姻是礼品交换最基本的一种形式，女人是最珍贵的礼物。乱伦禁忌是保证这类交换在家庭之间、群体之间进行的一种机制，乱伦禁忌将外族通婚和联盟的社会目的强加在性与生殖的生物性事件上，它迫使婚姻交换在不同群体之间进行。在《家庭》一文中，列维·施特劳斯提出，劳动的性别分工不是生物性的专门化，而一定有目的，其目的是为了保证男女的结合而制造最小、可行的经济单位。劳动的性别分工可以被看成一个加深两性生物差异、从而创造了社会性别的禁忌。据此，盖尔·卢宾推论，对性的社会组织有赖于社会性别、强制性的异性恋以及对女性性欲的限制。
接着，作者转向个人的角度，分析了把性和社会性别习俗铭刻在儿童身心上的机制。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俄狄浦斯情结”的最初假设是女性恋父，男性恋母，其出于畏惧而放弃；在“前俄狄浦斯阶段”，男孩女孩在心理上无区别，母亲是两性儿童的欲望对象，女孩感到占有和满足母亲的“装备”不如男孩而放弃（“阴茎羡慕”），转向异性恋。拉康将弗洛伊德非生物化，把精神分析学理解为一种有关信息而不是有关器官的理论，俄狄浦斯情结是制造合适的性个人的机器，它给孩子的选择是有无“势”（而非有无阴茎）的选择。男女性器官的等级安排来自于：强制性的异性恋，和把女人（那些没有“势”、被阉割的人）给男人（那些有“势”的人）的移交这类性欲规定。
盖尔·卢宾将亲属制度和精神分析学的俄狄浦斯阶段这两方面联系起来，做出总结性的表述：亲属制度要求两性区分，俄狄浦斯阶段划分了两性。亲属制度包含了管理性欲的多套规则，俄狄浦斯危机是对这些规则和禁忌的适应同化。强制性的异性恋是亲属关系的产物，俄狄浦斯阶段构成了异性恋欲望。亲属关系基于男女权利的巨大差别，俄狄浦斯情结把男性权利赋予男孩，并强迫女孩适应自己的次等权利。（p68）同时，盖尔·卢宾提出了她对此的反叛设想：重新组织性和社会性别的领域，号召一场亲属关系的革命；抛弃强制的异性恋和现有的性产权制度，建立一个无社会性别的（但不是无性的）社会。
一方面，盖尔·卢宾辩驳了马恩把性别压迫解释为经济的反映的某种倾向，用精神分析学和结构人类学将性和社会性别从“生产方式”中分解出来；另一方面，她又呼吁对性/社会性别制度的马克思主义分析，认为亲属关系和婚姻永远是整个社会制度的一部分，永远同经济政治的安排相联系。
第二章：知识的主体
分享人：乔木
主要内容：后殖民和第三世界女权主义
《论成为财产的对象》
本文结合了自传故事、法律案例、寓言故事进行写作，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在本文中，作者试图揭示法律等社会制度背后隐藏的种族偏见的预设，及其对所谓“非理性”的黑人、特别是黑人妇女的排斥。
首先，本文从头至尾穿插着作者自身经历，包括平日遭受的来自白人男性的暴力与忽视、作为女奴后代而讨论的继承权问题、美国本土印第安人育龄妇女的绝育案例。这使作者意识到，某种从奴隶制时代流传下来的东西延续到了对于有色人种的压迫中，这是一个信念结构，认为黑人是无意志的（anti-will）。无意志是跟纯意志（pure will）相对应的概念，无意志概念强调的是依赖性和非理性，纯意志强调的是独立和理性。其次，作者提到了合同法，例如黑人妇女怀特海的，在合同法中被迫放弃了她的孩子；执行合同法的过程一如对于父母的被动顺从，被动性被评价为良好的社会合约行为，主动性被压抑了。最后，关于北极熊的故事贯穿全文，北极熊既是祖母讲述的寓言，又存在小孩死亡的案例，在阅读时北极熊可以被理解为白人文化的象征。
《来自漫长的贩卖线：奇卡诺女人与女权主义》
本文聚焦奇卡诺女人，以奇卡诺女性的视角探讨性权利、女权主义、同性恋女人的处境，强调了文化、种族身份等因素对女性经验的影响。作者既是女同性恋，又是奇卡诺人（一般指居住在美国的墨西哥人的后裔），在多重身份的交叉下产生自我身份认同焦虑。一方面，作者批评早期的奇卡诺女权主义在强调种族时忽视性别；另一方面，作者批评白人女权主义在强调性别时忽视种族、地方性差异。
《在西方人的眼里：女权主义学术成果与殖民主义的论述》
莫汉蒂意在批判西方女权主义关于第三世界妇女的论述，并建立自主的、有地理历史文化根基的女权主义论述。作者回顾了西方女权主义关于第三世界赋予的论述，并且认为对其内部问题的反思，同样适用于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学者对自身文化的论述，因为她们可能采用同一种论述策略。这些女权主义著作是对第三世界妇女在物质生活、历史异质性方面的话语殖民化，结果是生产出一种系统化、均质化、去历史化的“第三世界妇女”。作者关注了将西方女权主义的学术成果将自身置于全球经济和政治框架之中面临的挑战，试图揭示文化/学术论述背后更为广泛的全球性的政治、经济不平等。
莫汉蒂的批评针对西方女权主义关于第三世界妇女论述中出现的三种基本分析原则。其一，把“妇女”这一概念作为一种战略化的分析范畴，将其对象化，而没有探讨妇女这一历史主体的具体运作。其二，在方法论意义上以一种非批判的方式寻求普遍性的分析方式，实则消解了历史时代的多元性。其三，一种在前两种分析方法基础上构成的政治范式，某种程度上掩蔽了历史和其背后的权力斗争关系。作者运用了非洲妇女（库特鲁费利）、伊斯兰妇女、印度拉纳普尔花边制作者（玛丽亚·迈斯）等例子，说明西方女权主义著作通过文化/学术的方式，与帝国主义存在潜在的亲和关系。她在对西方女权主义中的第三世界论述进行政治经济批判的基础上，思考妇女展开有效的政治行动的主动性和可能性。
第三章：性别/社会性别
分享人：鱼丸
《性别：历史分析中的一个有效范畴》
这篇文章于1986年发表在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和争议。本文分为三部分，引言、分析概括既往研究、引入自己观点，琼·斯科特（Joan Wallach Scott）总结了已有的三个主要的女权主义流派，并强调理论的现实力量。本文的对话对象是学科体制，在妇女史个案研究逐渐增多的背景下，要求理论的配套发展。女性主义研究在当代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无法被归类为一个具体的学科（文化理论研究/历史学/社会学等等），而本文主要对话的是历史学。作者主要关注的问题是，作为范畴分析的性别如何在社会关系中发挥作用，如何影响我们的知识结构和知识观念。
本文引言部分提到，当“性别研究”取代“妇女研究”的用法时，“性别”一词强调其中立性质，强调男性历史与女性历史的联系性。作者认为这个词默认了女性世界是男性世界的一部分，产生于男性世界，由男性世界所创造；性别一词具有社会性，是一种社会关系，但它并没有揭示这个社会关系的构造原理、发挥作用的过程及其变化过程，因而它无法对历史范例进行挑战，反而被整合进已有的历史研究中。
紧接着，作者分析了三种主要的女性主义流派。
激进女权主义（“父权制理论家”）有两种取向，将人口再生产作为父权制的基础（玛丽•奥布赖恩），将性行为作为父权制的基础（凯瑟琳·麦金农）；作者认为，这两种取向都存在问题，它们以生理差异为基础进行分析，而生物决定论本身是去历史化的，因此就无法描述性别不平等与社会其他不平等关系之间的联系。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补充、发展了马恩理论，把家庭劳动纳入劳动的范畴内，认为家庭劳动（包含生育、性行为、家务劳动）是父权制的基础，父权制与资本主义息息相关；同时，她们也反思了马克思将性别结构视作经济结构的衍生的观点，而将性别结构视作独立的结构，与经济结构息息相关、互相影响。
心理分析女性主义指出了主客体关系与性别认同的关系，并认为语言作为指意系统，影响/构成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在作者看来，前者（主客体关系）将性别认同局限在家庭生活之中，无法和政治、经济、权力系统形成有效的分析联系；后者（对语言的分析）过于抽象，象征和隐喻意味太浓，排斥了历史特殊性和多变性。在反思三种女权主义流派的基础上，作者表达了对女权主义理论研究的展望：在特定环境中分析两极对立的运转体系，修改并取代其等级结构，而不是毫无保留地将其接受下来。
作者认为，性别研究应当做出有意义的解释，既要研究个人，又要研究社会组织，要将性别放置在历史、阶级、种族之中进行分析和解释。最终，要动摇和改变权威解释的单一性、集中性，保留那些被排斥的边缘的不平等关系存在的痕迹和发挥的作用。作者对性别的定义由两大命题组成。首先，性别是组成以性别差异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的成分，这具备四个相关要素，文化象征；规范化概念；两性对立的种种表现形式背后的政治关系，扩大性别分析的领域，从私到公；性别认同的产生。其次，性别是代表权力关系的主要方式，是权力形成的舞台，也是维护权利永久的方式，性别是世界分工和权力分配的基础。最后，作者提出了理论的现实指向性，强调要从多方面促进变革，重新撰写历史和定义范畴。
《女人不是天生的》
本文标题是波伏娃《第二性》的原句，作者反思了自然决定论，认为由身体特殊性界定的女性群体是意识形态建构的。作者运用了马克思主义中对压迫和阶级的分析，认为女性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同时也批评马克思对性别问题的看法太过简单，指出构建主体性的重要性，并提供了她对构建主体性的方式设想，即重塑思维和改造语言。但此文也存在分析比较粗糙、逻辑不够缜密的问题。
《社会性别机制》
本文是特丽莎·德·劳里提斯在1987年发表的一篇重要理论文章，后来成为同名著作Technologies of Gender的核心章节。在这篇文章中，德·劳里提斯批判了传统的性别二元对立观念，提出性别不是生物学上的既定事实，而是通过各种“技术”或“机制”被社会建构出来的。
作者借用了福柯关于“性的技术”的概念，发展出“性别技术”的理论框架。作者反思，福柯对性的社会机制的批判忽视了男女主体的不同作用，希望在考虑男女主体不同作用的前提下探讨社会机制对性别的作用。她认为，性别是通过多种社会实践和话语装置被生产出来的，包括电影、文学、教育、法律、医学等各种制度性话语。这些“技术”不断地重复和强化着关于男性和女性的规范性观念，使人们内化这些性别角色和期待。
文章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提出了性别的“表征效应”概念，这是作者最具影响力的理论概念之一。她指出，性别不仅仅是被表征的对象，表征本身就参与了性别的建构过程。换句话说，关于性别的各种表征（在媒体、艺术、日常话语中）实际上在创造和维持着性别差异。作者还强调了主体性的复杂性，她认为女性主体既是这些性别技术的产物，同时也具有抵抗和重新协商这些规范的能力，这为后来的女性主义理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
作者在引言中直接归纳了她的四个命题：
社会性别是一种再现；
这种再现本身就是社会性别的建构；
建构依然存在且进行中；
建构受到对社会性别解构的影响。
前两个命题都强调了表征的概念，表征既是性别意识形态的载体，同时也是性别建构的积极力量。她分析了电影、文学等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的文化形式如何不仅仅反映既有的性别观念，更重要的是参与创造和维持这些观念。这部分作者进行了复杂的理论对话，包括语言学分析、阶级分析与社会关系的分析、阿尔杜塞对意识形态和主体的描述等。
作者的第三个命题是，社会性别的建构通过社会性别机制（例如影院）和制度性话语（例如理论）进行着；但在边缘处，也存在着另一种社会性别建构的条件，这些条件包括空间位置（存在于“霸权话语的边缘”）、关系位置（位于“异性社会关系契约的外部”）、实践形式（体现在“微观政治实践”中）、主体意识（影响个人的自我认知和性别意识）、自我再现（改变个体表述和展现自己的方式）。第四个命题指向社会性别的解构对建构的影响，提醒我们对一切涉及社会性别的话语保持警惕，发现位于边缘的、权力-知识裂缝中的别处的政治。
第四章：阅读身体
分享人：Kaelin
福柯理论：权力谱系学分析、身体史
本章“阅读身体”主要援引、对话了福柯的理论。福柯的写作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分别关注知识考古学、权力的谱系学分析、希腊罗马时期的性爱艺术。第二阶段福柯的研究最为人熟知，他将问题关注点集中于权力和权力的运作，写作《规训与惩罚》《性史》（第一卷）等作品。福科对于权力机制的分析运用了谱系学的方法，这是一种“戏仿”“分解”“献祭”，不同于传统的实证史学或形而上的历史学。福科对于权力技术的分析经历了从规训肉体到治理人口的转变，在《规训与惩罚》中，主要关注规训肉体、作用于个人的权力技术；在《必须保卫社会》《安全、领土与人口》《生命政治的诞生》中，关注作用于人口的权力技术，它将出生率、死亡率、再生产比率、人口繁殖等整体过程作为控制的目标。福柯对于性的分析恰好处在规训肉体的权力和治理人口的权力这两条轴线的交叉点上：一方面性，性作为完全肉体的行为，揭示了经常性监视形式的个人化惩戒控制；另一方面，通过生殖效果，性进入大生物学过程并产生后果，这个生物学过程不再与个人的肉体有关，而与作为整体的人口相关联。
福柯认为，权力本质上并非压抑性而是生产性的，权力的弥散网络生产了我们体验、理解性经验的方式，而性经验又反之为权力的策略提供支撑和连接点。同时，他关注主体如何被权力/话语所构建、塑造：福柯关于“监狱”的分析更强调他人通过权力/知识对个体/认知主体的规训和控制，展现在现代社会普遍的“监狱网络”中，个人/知识主体是被规范化权力/知识规训的对象，受到医院、学校、工厂等各社会组织的规训和“矫正”；《性经验史》则强调个体/认知主体自己内化了性科学、现代医学制定的规范，进行自我规训，同时成为了监视和规训的主体、被监视被规训的客体。
《身体与女性气质的再造》
苏珊·波尔多（Susan Bordo）分析了一组与性别相关的失调（disorder）的领域，这些失调在历史上只局限于女性：歇斯底里、旷野恐惧和神经性厌食。神经衰弱与歇斯底里出现于19世纪后半期，旷野恐惧和最具戏剧性的神经性厌食、易饿病出现在20世纪后半期，这些症状是对当时刻板的女性特质的夸张表达。
作者认为，这些失调自身构成了悖反：它们既是一种（无意识的）抗议姿态，也同时可以标志着退缩。例如，厌食症妇女被要求雌雄同体，既具有追求苗条、否定欲望的传统女性气质，又具备自我超越、自我克制的公共竞技场上的“男子汉”价值；而她们通过支配身体、灵魂而进行强迫性的身体实践，以及由此获得的独立自主的感觉，实际上服务于现有的限制女性发展的社会秩序。一方面，失调可能产生反叛的幻象，并将抗议的语言具体化；另一方面，这些失调的基本事实仍是痛苦和圈套，失调身体的实际生活可能彻底泯灭反叛、摧毁抗议。作者指出了“可认知的身体”与“有用的身体”（实际的身体）之间的张力，或者说身体形象与身体实践之间的矛盾，呼吁对“实践中”的身体投入新的关注。
《大卖热屄：文化市场对黑人女性性欲的再现》
贝尔·胡克斯原名Gloria Jean Watkins，是美国非裔女权主义思想家、活动家，关注“交叉性”女权主义问题。本文中，胡克斯关注了文艺作品中黑人妇女的身体被性欲化的问题，她们的形象呈现为随时等待被操、性欲自由的黑人女性。以蒂娜·特纳（Tina Turner）为例，她的明星身份部分由被艾克·特纳强奸、利用的形象制造并维持。一方面，厌女男人操纵她的生活与性欲，她因而饱尝痛苦；另一方面，她在每一次登台表演时，又必须以一个狂野、粗暴、性欲解放的女人形象出现。虽然蒂娜·特纳后来利用了“狂野女人”的形象来促进自己的事业，但她扮演的虚构的黑人女性，其性主动模式仍然深深根植于厌女观念中，它的内容是女人使用性武器来对男性他者实施暴力。最后，作者提到了新近的电影，思考黑人女性如何、何时将会维护自己在性欲方面的主动力量。
《福柯、女性气质和父权制力量的现代化》
本文的结构是，首先回顾福柯理论，其次提出福柯对性别问题的关注缺失，最后展开本文重心，即分析三类规训实践：以产生具有一定尺寸和普遍外形的身体为目的的实践（节食、健身）；由这个身体产生出特定姿势、手势和行动的全部技能的实践（坐姿、步幅、眼神、表情、气质）；把这个身体展示为一种装饰性外观的实践（化妆、皮肤护理）。
桑德拉·李·巴特基（Sandra Lee Bartky）认为，只有理解了文化规训我们身体的方式，才有可能设想一种女性身体的新形象。女性气质作为某种特定的“身体风格”，必须在某个十分不同的方向上被超越，它不是朝着男性气质的方向，而是朝着激进的，并且是至今尚未被设想过的女性身体转变的方向。（P308）
同时，作者对福柯的理解值得商榷。作者认为，“如果个体完全是由福柯所描述的权力/知识体系构成，那么谈论对规训的抵抗就毫无意义”，接着用彼得·迪尤斯（Peter Dews）的“力比多身体”理论作为一种对福柯的批评。而福柯在《性经验史》中提到了反抗权力网络的可能，他提到“反对性经验机制的支点不应该是性欲，而是各种身体和快感”，此处他将将快感（pleasure）和性欲（desire）作出区分，性欲对应压抑性假说所追求的性解放，福柯在此处的表述也是将自己的权力-知识分析与力图“恢复健康、真实的性经验”的“压抑性假说”区分开来。那么，迪尤斯的“力比多身体”理论是否也落入了福柯所反对的“压抑性假说”也值得反思。
在讨论环节，分享人与柚子、某人、以诚、royal yu等对本书涉及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女权主义的关系、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穿孔纹身等身体表达的探索、文化研究中“结构”“能动性”框架的死循环、女性主义认识论、性解放与女权主义的关系、激进女性主义与社会秩序（麦金农《迈向女性主义的国家理论》）等话题。
推荐阅读
女性主义生态学（上）
我们都是非二元
超越二元性别
Purple小组的基本立场
酷儿理论六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