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生态学（上）：引言、生态女性主义的轨迹

01 引言

这是一个生态危机几乎令人难以想象的时代。面对当下生态破坏趋势与过程所呈现出的触目惊心的具体形态——而这些正构成我们“保护并捍卫生命及其生命世界（living worlds）^[1]”的必然出发点——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其意义，并据此展开行动？在“生态女性主义（ecological feminisms）”这一宽广谱系之下，无论来自学术界还是社会运动的诸多思想者，都从不同侧面、出于不同目的反复追问这一根本问题，并指出：父权制形态（patriarchal formations）^[2]与当今生态危机及其具身化、地方化的表达之间，存在深度纠缠的关系。

为将这些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脉络置于同一讨论框架并彼此参照，本文汇聚若干具有交叉性视角（intersectional）的女性主义行动与思考路径。它们共同指向一种能够维持生命的生态实践与政治想象。正如本文将展开论述的那样，这些生态立场明确反对资源榨取主义（extractivism）^[3]、资本主义、殖民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4]。作为处境各异的女性主义者，我们在共同写作与思考中，尝试追问：在我们这个时代，生态女性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又为何仍具有迫切的现实相关性。我们在差异之中工作、并与差异同行，最终在两个彼此关联的关键概念上形成汇聚——涌现生态（emergent ecologies）^[5]与解放性生态（emancipatory ecologies）^[6]。我们认为，这两个概念对于深化我们对当下与未来的理解至关重要。

我们主张：一切生态都具有“涌现性”，并因此呈现出抵抗当下针对生命世界威胁的不同可能性；与此同时，我们希望支持并丰富那些已经具备、或能够成为解放性的生态——在具体的地方，面向人类与其他生命存在者的处境与福祉。

如Rocheleau等人所提出，“涌现生态（emergent ecologies）”这一概念，为我们理解当下危机提供了更具解释力的路径，同时也为应对其最严酷的形态提供分析与行动工具，例如“地毁”（terracide）^[7]以及由剥夺（dispossession）^[10]所引发并交织在一起的去具身化（disembodiment）^[8]与去世界化（deworlding）^[9]等暴力。涌现生态的思想源出复杂性理论（complexity theory）与生态学（ecology），用于指认系统中动态、往往难以预料的性质。因此，在这一历史时刻——在地球之上——涌现生态既是生物性的也是社会性的，既是物质的也是观念的；并且在全球尺度上（即便未必在所有地方尺度上），它早已在与人类的相互关系中被改变，同时也在这一关系中持续生成。

尽管近年来不断有人主张以“人类世”（Anthropocene）命名当下时代，但很明显，并非所有人类在加剧的行星危机中承担同等责任，也并非同等承受其后果，更不可能在对抗危机与修复重建中拥有同等能力与资源；正如“资本世”（Capitalocene）这一概念所强调的那样，危机的成因与影响在社会关系中被结构性分配。

正如本文将进一步指出的，女性主义关于自然与权力的理论长期以来持续挑战一种根深蒂固的二元想象：一端是“纯净无瑕的自然”，另一端则是被想象为“被玷污、被损坏的生产性生态”。在这些理论传统中，女性主义政治生态学（feminist political ecology, FPE）^[11]与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12]始终坚持唯物的分析取向（materialist）：它们直面并揭示榨取性的（资本主义与殖民主义的）经济体制以及其他有毒系统如何伤害身体、生态与生命世界。

下文将梳理生态女性主义思想与实践在理解关键生态趋势、过程、动力与实践方面的长期贡献，并指出其为应对当代生态问题所提供的一组最关键分析工具。

本文同时记录了我们围绕“生态女性主义的意义与目的”持续对话的阶段性成果：既包括我们的交汇点，也包括我们在跨越距离与差异的联盟与结盟中的位置。我们彼此站在一起，作为女性（我们并不将“女性”预设为生物学意义上的固定类别）、政治生态学者、生态女性主义者与大地守护者（此处“大地（Earth）”意指土地（land）、疆域（territory）^[14]与生命世界（living world））。我们也与反对基于性别、种族、殖民性、族裔、阶级、性/性取向、种姓、能力等诸多压迫形式的女性主义、反殖民与反种族主义斗争形成共同立场。然而，任何“共同立场”都不意味着可以把我们纳入某种普遍主义的语境、分析与愿景之中。我们强调的是对话，而非以“转化”为名追求被迫一致的共识，更不是以共识之名进行征服。

我们确信：资本主义与生命及共同体的维系相互不相容；并谴责其与父权制在支配环境问题上的紧密勾连。尽管这种“资本主义—父权制同盟”的后果在以资源管理为核心的资源榨取主义体制中最为突出——尤其在采矿、油气开采与皆伐等经典形态中尤为显著——但我们将“资源榨取主义”理解为更广泛的实践集合：它同样包括种植园式农业、工厂化畜牧，以及工业化捕捞船队。我们也将那些以“为生产攫取价值、却不对社会、生物与生态再生产提供对等支撑”为特征的经济与政治体制纳入其中。这既包括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化石燃料经济，也包括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化石燃料经济——它们共同通过消费主义、个人或国家利润逻辑，以及对不同形式与不同强度的被胁迫劳动的依赖，使资源榨取主义伦理被“自然化”。

因此，资源榨取主义通过多种结构性暴力（尤其是剥夺）系统性地耗竭生态系统、人类健康与知识体系。本文中，我们将“剥夺（dispossession）”理解为一种暴力性的重组过程：它对生命及生命世界的可存续性造成负面影响，通常伴随共同体与生态的毁坏，并进一步引发去具身化、去世界化与地毁等多重断裂。

同样地，本文所说的“替代路径”并不以“经济发展”或某类“技术方案”为中心，而是强调不同的观看方式与存在方式：我们如何与彼此共同在世界中归属，如何承认将我们与无数生命形式编织在一起的多重相互依存与责任。前进之路并非通向某种线性“绿色进步”，而更像是多条旅程的汇合：朝向多样而可行的生态，并朝向一个“许多世界皆可能、也已然存在”的世界。我们主张承认生态的涌现性；同时，也致力于识别、支持并拓展那些已经存在或未来可能出现的解放性生态——它们维系生命，并抵抗压迫。我们不试图制定标准，而是希望参与并促成在不同处境人群之间、以及人群内部的对话、趋同的理解与共同行动。

为此，我们也与越来越多拥抱反殖民工作^[13]的女性主义者同行，共同致力于终结持续的帝国暴力——这种暴力通过工具主义、还原主义与资源榨取主义的生产实践、过程与生产理论，作用于所有生命存在者。基于我们自身研究，以及女性主义政治生态学与生态女性主义的近期发展，我们将二者视为彼此关联、同属生态女性主义谱系的实践与思想资源。我们以“真实存在的生态”（actually existing ecologies）作为出发点：既不拥抱殖民式的伊甸园幻象，也不接受“毁灭终局”的想象。尤其重要的是，我们将倾听并借鉴社群主义女性主义（communitarian feminisms）、大众女性主义（popular feminisms）、农民女性主义（peasant feminisms）、地域女性主义（territorial feminisms）、黑人女性主义（Black feminisms）与原住民女性主义（Indigenous feminisms）的批判——它们对以男性中心与欧洲中心为底色的“可持续性”工程（包括某些自称“去殖民”的工程）提出了深刻质疑。

本文余下部分结构如下：第二部分概述生态女性主义的主要发展轨迹，重点讨论生态女性主义与女性主义政治生态学；第三部分讨论社会与生态压迫的形态与来源——包括资源榨取主义（extractivism）（以及我们称为“饲料景观（feedscapes）”与“死亡世界（death worlds）”^[16]的工业化非人类生命抽取（extraction）^[15]）、对社会与生物再生产的控制与贬低，以及它们与生态毁坏之间的关联；第四部分呈现多种支持肯定生命的替代方案与实践努力——例如多元世界与多元知识的繁荣、多物种正义（multispecies justice）^[17]的追求，以及这些努力如何汇流以生成解放性生态；第五部分总结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如何为想象并建构更公正、更可行的当下与未来提供支撑。

02 生态女性主义的轨迹

四十余年来，生态女性主义（ecological feminisms）在学术界与相关社会运动中，从多样的学科传统、本体论立场、认识论框架与政治取向中不断生长、分化与汇流。回顾其演进脉络，大致可辨识出若干关键阶段：

1. 20 世纪 80 年代与原住民女性主义（Indigenous feminisms）形成强烈共振的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

2. 20 世纪 80 至 90 年代“性别—环境—发展”（Gender,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GED）路径的多种变体；

3. 20 世纪 90 年代至 2000 年代女性主义政治生态学（feminist political ecology, FPE）的提出与多样化；

4. 以及自 2000 年代以来愈发凸显的去殖民与反殖民女性主义生态学（decolonial and anticolonial feminist ecologies）。

早期生态女性主义更深地扎根于人文学科——尤其是历史、哲学与宗教研究——并常与原住民宇宙观（Indigenous cosmologies）、政治实践与文学表达紧密交织（例如以 Leslie Marmon Silko 的小说为代表的写作传统）。这一思想传统以对自然（及非人类动物）的敬重与照护为中心，同时强调妇女与原住民在社会再生产（social reproduction）^[20] 与生态再生产（ecological reproduction）中的关键作用。生态女性主义的另一条重要脉络，则关注不同文化与政治语境下的生产与再生产制度（regimes of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如何生成不同的生态形态与人地关系。

与此同时，还有一批重要的生态女性主义者深受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与马克思（Marx）影响，她们批判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父权制的普遍存在，并质疑马克思主义者在实践中对“现代化”与过度消费的推动。这一脉络系统阐明：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妇女角色与自然既被生产出来，又在同一过程中遭受剥削与消耗。玛利亚·米斯（Maria Mies）与范达娜·席娃（Vandana Shiva）尤为重要，她们共同推动了一种关于“自给自足型经济”（subsistence economy）的反叙事：在这一框架中，生产与再生产被视为同等重要、彼此依存的过程，而非等级分明、相互割裂的两个领域。

上述思想与实践在联合国“妇女十年”（United Nations Decade for Women, 1975–1985）之后，借由“性别—环境—发展”（GED）方法获得了更广泛的国际平台。GED 的核心关切在于为妇女纳入环境与发展议程提出论证：或在既有发展范式中争取平等参与，或推动其改革，或主张更彻底的转型。相关研究与实践努力使妇女的结构性剥削可见化，同时也呈现她们在资源管理与环境照护中的劳动、知识、利益、组织形式与实际贡献。

这些议题最早在全球南方的农村地区发展得更为充分，但也逐步扩展至全球范围内更为城市化、工业化的社会—生态情境之中。一部分学者、实践者与社会运动推动对原住民与农村妇女知识体系及其既有生态（existing ecologies）的重新承认，并试图在国家层面的环境与发展领域中，以妇女自身的方式纳入其利益与关切。然而，这一取向中的相当一部分最终被正式制度与治理机制吸纳，通过“性别主流化”（mainstreaming gender）的路径，被纳入后来被概括为“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主流模式之中。

正是在对这种制度化吸纳趋势的反思中，同时也是为了为学术界、应用型专业领域与社会运动中的生态女性主义者提供更具批判性的讨论平台，女性主义政治生态学（FPE）逐渐形成，作为政治生态学（political ecology）与女性主义交汇的跨学科子领域。无论是否明确使用这一标签，许多同时也是政治生态学者或生态女性主义者的女性主义研究者，事实上都为这一领域奠定了基础性文献与关键议题。FPE的知识谱系汇聚了地理学、人类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也包括妇女与性别研究、发展研究、替代发展、环境研究与环境科学，以及农业、林业与水资源管理等领域的学者与实践者。值得强调的是，社会运动的理论家与行动者始终处于这些知识与政治话语的中心位置，并对该领域作出了基础性贡献。

当下，去殖民与反殖民生态女性主义既涵盖生态女性主义与女性主义政治生态学的部分传统，又在理论与实践层面远远超出二者，集中揭示资源榨取主义以及“可持续发展”和许多传统自然保护实践内部所缠绕的深层殖民线索。在这一宽广的思想与行动谱系之下，汇聚了来自不同领土经验、反歧视立场与生态反资本主义（ecological anticapitalist）取向的多样群体。

越来越多的反殖民女性主义者^[19]、黑人女性主义者、原住民女性主义者、生态女性主义者、社群女性主义者与民众女性主义者，以及部分女性主义政治生态学学者与社会运动，正日益将自身明确定位为“生命与生命世界的捍卫者”（defenders of life and living worlds）：她们反对资源榨取主义，倡导多物种正义，并将生态破坏与殖民主义、资本主义、种族主义与父权制之间的交织结构联系起来。我们将这一转向视为生态女性主义思想与实践，与反殖民取向的解放性生态（anticolonial emancipatory ecologies）之间一种尚未完成、但颇具希望的部分汇合。

在下一部分中，我们将进一步展示这些研究与行动如何帮助我们更深入理解生态毁坏的成因、运作机制与后果。我们将重点回顾女性主义关于“开采/抽取”（extraction）与资源榨取主义（extractivism）的研究文献，尤其关注反殖民女性主义者（anticolonial feminists）的贡献；并在广义上理解“开采/抽取”（extraction）这一概念——不仅包括对矿产（含化石燃料）、水、木材等自然资源的移除，也包括与动物生命的连接，以及对其他物种所形成的榨取性关系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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