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话语之外的可能性——社会建构主义视角下的性别问题

2016年12月28日阅读约 7 分钟

性别的定义包含自然属性（生理性别）和社会属性（社会性别），但这两者其实都是一种文化建构，也就是说，“性别”作为一个定义个体某方面属性的词语，也是一个被建构、被定义出来的话语体系。

建构“性别”的主体，在米歇尔·福柯看来，是产生于话语而又利用话语的权力。权力根据自己的认知意愿来构筑有关“性别”的话语体系，而“自己的认知意愿”产生于有限的社会客观和统治需要——经济发展（需要劳动力）和政治稳定（需要社会秩序）。在古代社会，建构“性别”话语最有效直接的形式，就是建立男女两性的二元体系——它把社会主体分为男性和女性，把异性情欲和两性生殖确立为制度霸权。而由于男性更早进入并掌握了权力，这个体系二元却不平等，两性建立在压迫女性的性别等级制度之上。

在历史过程中，处于统治地位的“权力”，利用国家机器和社会机构等载体，在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上不断建构和强化这种二元体系和性别等级，导致其发展至今仍有着深厚的历史社会基础，传统性别观念仍然是一种霸权：“男强女弱、男外女内”等两性特质和角色长久以来被忠实地践行着、两性婚姻和后代的重要性仍被社会主流所认可、女性地位的实际提高面临着以传统父权文明为主的阻碍、性少数群体在道德和法律上承受着压力和不平等……

回到上面小孩子对自己性别的认知问题上，似乎小孩子不是天生就会通过裤裆里的那玩意儿去判断自己性别，而是接受着从父母等外界传递的信息——你是一个男生/女生，所以你要怎样怎样；而父母等外界对其性别的确定，也只是通过所谓的生物学特征——生理性别，而后为其确定了发展方向——社会性别。

本质主义（生理决定论）认为，人的性别性向等都是由基因等生物学因素决定的，男女的生理差别决定了气质差别，即“生理即命运”。而社会建构主义反对本质主义，认为个人并没有天生的性别认同，他们在成长过程中获得性别认同，在经过社会建构之后成长为男人和女人；它进一步认为，人的本质上也没有同性恋、异性恋、双性恋的区别，是社会文化因素压抑了一些感觉，表达了另一些感觉。

社会建构主义最初区分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时候，认为社会性别是建立在生理性别基础上的文化建构。这体现了二元性别体系这个假定所隐含的一种信念：社会性别反映生理性别，生理性别限制社会性别。

西蒙·波伏娃有一个著名的观点：“一个人不是生而为女人的，而是变成女人的。”波伏娃愿意承认人一出生就具有生理性别，但是生理性别并不是造成社会性别的原因，而社会性别也不能理解为反映或表达生理性别，它可以多方向发展。

而生理性别的概念、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二者的区分，在后来又受到了质疑。人们将一系列生物学特征和解剖学事实加以区分、归纳，并命名为男性/女性，原本作为独立概念的“生理学的性别”就完全被“文化性的性别”所掩盖，生理性别成了一种强行塑造物质性身体的话语。而权力体系建构“生理性别”这一话语，是为了给“社会性别”这一话语寻找一个“先在的”、作为“事实基础”的话语，这一行为便赋予了不再自然的“生理性别”以自然化和真实性。生理性别从本质上被建构为“非建构”，这对真实构成了一种先发制人的、暴力的限制。生理性别其实自始至终就是社会性别。

朱迪斯·巴特勒在《性别麻烦》一书中提出了“性别表演”理论。她解构了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对立，认为生理性别实际上是社会性别的产物。但是生理性别在社会性别之后，并不意味着社会性别就是真实的，它只是一种表演，是一种特殊形态的模仿（“性别戏仿”）。而模仿的对象并不是一种真实的生理性别，而是一种理想模式——一种“自我的设计”，它并不存在于任何地方。这一社会性别理想模式永远不会固定下来，而是被每一次社会性别表演不断地重复着。“社会性别是一种操演，它制造出一个内在的生理性别或本质或心理性别内核的假象。”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性别属性不是表达性而是表演性的，那么这些属性实际上建构了所谓它们表达或展现的身份。

在巴特勒“社会规范通过重复表演来创造主体”的观点中，“规范”的存在使被创造的主体注定有边界，边界外的生存就是那些不符合社会规范的特例。性别规范（二元体系、异性恋、男女性特质等），通过确立什么是/不是可理解的人的特质、什么可以/不可以被确认为真实，来建构起使身体可以得到合法表达的话语体系。但是，同性恋、双性人、跨性别者等“例外”的存在，本身就构成了对传统生理性别知识和社会性别认知的挑战，如同弗洛伊德在《性学三论》里指出的：“例外、奇异的事物提供了一条线索，让我们了解寻常的、理所当然的性别意义世界是如何被建构的。”因此，那些外在于规范的事物，一方面提供了一条途径让我们了解这个性别规范本身就是一个建构的世界，另一方面说明人的主体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的、完整的整体，难以简单归类。

从整体来看，不断重复的对性别命名的实践，创造了一种“自然区分”的表象。而对生理性别的“命名”是一种强制行为，是制度化的操演，它要求依照性差异的原则对身体进行建构，从而创造并制定“社会真实”。

波伏娃说：“我们被迫在我们的身体上、心里，在一个又一个的特点上，都要符合那些为我们建立了的自然理念……‘男人’和‘女人’是政治的范畴，不是自然的事实。”

而在这样一种既定的“真实”的性别规范下，处于第二等级的女性和处于外围的性少数群体的首要任务是，在自觉的、去自然化的位置上去看待自身的性别身份和争取自己的权利。

在女性主义领域，关于性别身份的问题存在三种立场：第一种是本质主义，主张“女性”就是一种实在的生理和社会身份，可以对它加以利用和改变；第二种是反本质主义，主张解构“女性”这一身份，认为创造政治理论不需要这样一个主体；第三种是策略本质主义，主张将承认“女性”身份的存在仅仅当作一个暂时的策略，从女性长远利益出发，还是应当最终解构性别结构。

策略本质主义提出一种两步走方案：首先是争取各种身份之间的平等，然后才是解构女性这一概念，不再把它视为一种身份，而是一种行为。女性主义可以采取这样一种中庸之道，有很大程度是因为女性在传统二元性别体系中已经占有一个合法地位，它所面临的更迫切的问题是性别等级导致的差别对待。而对于LGBTQ+性少数群体来说，其在传统性别规范中根本就是不合理的，甚至是不合法的，他们的处境貌似比女性主义更为尴尬，因此有关性少数群体的酷儿理论，在性别身份问题上坚决站在反本质主义的立场上，它反对正统观念，提出“性别非固定性”的理念，破坏固定不变的分类，质疑所有的本质化的倾向和两分思维。

在性少数群体的平权运动中，以同性恋为例，主张由先天性（基因）起决定作用的本质主义貌似更受欢迎，因为它通过生理科学依据为其存在提供了合理性，而主张性别性向是后天建构的社会建构主义曾遭到很多反对。但是就平权运动而言，社会建构主义认为同性恋和异性恋都是社会建构的，没有谁对谁错之分，这对平权运动有着积极意义；而且，同性恋解放也不必以生理来作为基础，基于生理概念也是被建构的事实，基因成因的说法并不会消除人们的恐同症，就像它也从来没有动摇过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的基础一样。

女性主义作家维蒂格指出：“解决现存性别结构问题的唯一答案是对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全面解构。因为社会性别是性别之间的政治压迫和对女性的统治的话语指标；生理性别则是‘发现社会作为异性恋霸权’的政治和哲学分类。”她认为，个体化主体的到来，首先必须打破性别范畴——推翻整个关于性别的话语体系。

巴特勒进一步认为：“语言所具有的作用于身体的权力，是性别压迫的原因，同时也是超越这个压迫的途径。”在她看来，更技巧而有效的策略是挪用以及重新调度身份范畴本身，比如在同性恋关系里的“T/P”、“1/0”，这些身份话语不应被看作是异性恋架构在同性恋关系里的再现，而是作为一种多元性别身份话语的辐合，使原来的话语规范受到质疑。

但是那些被暴力形塑的“真实”，不是说丢弃就能丢弃、说推翻就能推翻的。我们所做的解构，在一定意义上不是对旧有性别话语的全面瓦解，而是把过去被认为是自然的、不可改变的性别特征，重新定义为不固定的、可塑的。我们的任务不是去颂扬一个个新的可能性，而是去重新描述那些已经存在、却被指定为文化上不可理解和不可能发生的可能性。

全面解构传统性别规范，然后再重新建构一个似乎比旧有更先进、更平等、更自由的性别话语，在目前看来不太可行，也不太现实。我们反对的是，在传统话语体系内一个建构话语和一个自然事实、一个建构话语和另一个建构话语的一一对应关系，我们要做的是，在这种话语体系内进行革命的重构，支持各种概念之间联系的多样性、各种自然事实发展结果的多元性。

就像开头提到的小铝孩，面对妈妈的阻止和呵斥，她并不会说“我不是女孩子”，而是说“我是女孩子那又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