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随感 | 自由即奴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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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多菲·山多尔的这首诗被人们广泛地传诵。

“自由”二字一旦出口，便有一种强烈的崇高意味。不过很明显，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生命、爱情和自由的排序与裴多菲的这首诗很不相同。

对于生不如死的人，死亡是解脱，通过死亡，这个人便得以获得解放自由；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生命当然是高于一切的。然而爱情与自由二者自身的矛盾内涵，以及二者之间那种缠绵悱恻的张力，却很难这样容易地说清楚。

在这里，什么是“爱情”，什么是“自由”？

这两个字眼带来的美妙观感总是把人冲得头脑发昏，忘记了它们掩盖的那些血迹斑斑的事实。

流行文化中的某些类型作品便能很好地体现这种矛盾——

这些类型作品往往设定了一个霸道总裁，此人往往是英俊多金而冷漠的男人；又设定一个被这位总裁包养的人，此人曾经多是家境贫寒性格单纯的女孩，现在随着观念的开放，也更可以是同样贫寒、有些小性格却终于屈服的男孩。然后，此类作品喜欢描写二人之间这种基于包养的关系，并乐此不疲地让二人的关系渐渐地升华成为“爱情”。

总裁对他的宠物享有几乎绝对的控制权，宠物的傲娇会更大地激发总裁的控制欲。

美妙的“爱情”就从这种博弈间产生了。

这些作品的固定观众们会为这些主角的纠葛而疯狂，会将自身投射进这些角色之中。有时他们身处相似的恋爱关系里，也将自己的霸权或是屈服理解为“深深的爱”或“彻骨的浪漫”，并扬言这种情感不容“理性”的推敲与染指。

然而，另有些文艺作品不落模式的窠臼，似乎能够给观众一些不同的启示。电影《自梳》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两位女主角都是时代大潮中不幸的小人物，但她们同有不甘受人摆布的心。意欢选择了自梳，就是对父权威严的反抗。尽管她为青梅竹马的儿时玩伴而迷失过自我，但在经历生死磨难之后，她终于醒悟，发觉生存的道路唯有自立。玉环从来都比意欢冷静，她一向保持自己的尊严。从身外之物抽离之后，同样惨痛的命运让她与意欢越走越近，为了意欢那勇猛的一跃是她无声的宣言。

她们身上存在着一种“最严峻的乐观”（萨特语）。她们是自由的，但这种自由来自于她们积极地确立自我的存在。她们的感情基于的是两个主体平等的“共在”。也许她们无力反抗旧生产关系，但这种对自我存在的肯定、这种深刻的感情让她们身上带上了进步者的尊严。

——这是两种全然不同的关系，虽然都可以笼统地用“爱情”这个词来概括。粗略地说，前者的自由少些，后者的自由多些，但“自由”却又和“爱”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对文艺作品的一瞥足见“自由”和“爱情”两者之间存在的合流与张力。

不论含义为何，今日的“爱情”是如何产生的？

同今天的种种浪漫想象相反，“爱情”恐怕从来都不是一种自古以来便存在的东西。我们所熟知的那些古老的王子与美人的故事，多半基于王子对美人的征服。他们之间本没什么浪漫的情节。

浪漫的情节倒不如说是文化工业巧妙地嫁接上去的。《会饮篇》讲的并非是Love（许多英译本却翻译成Love），而是爱欲（Eros），其基础是年长的男子对年少的男子的引导与教化。那些时候的生产关系把人牢牢地锁定在特定的范围之内，人不可能凭借自己的努力超越这种限制。这时的“爱情故事”基于的实际上乃是一方对另一方的绝对控制。

然而自资本主义发展伊始，自由劳动便开始逐渐将人从这些关系中解放出来，由此产生了真正的“自由人”。所谓“自由人”，是指这些人可以自由地选择工作，只需出卖自己的劳动便可生存，无需依附于什么超越自己的虚幻关系而存在，从而让他们有了自主定义自我存在的可能。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现代意义下的亲密关系——例如基于霸权和屈服的“爱情”，或是基于平等和尊重的爱情——才开始真正地出现。当然，我们完全可以从我们的理解出发，认为熟知的“爱上一个人，努力将自己变得更好”同《会饮篇》的主旨存在某种平行。毕竟对作品的理解总要基于观众所处的时代。

现代人孤独而不安，困惑而恐惧；为了摆脱这种令人窒息的感觉，现代人选择用自己的自由去交换安全感。他们告诉自己：“我的不安是因为我任性的作为，然而我更需要安全感，所以我不应该再这么任性了。”这样，一些人便会选择在亲密关系中寻求一种庇护。庇护的一方必然要比这些人自身更为强大些，最好是一种全方位地超越的存在。而另一些人则选择以自己的强大去庇护别人。

然而现代人很难完全放弃自己的自由，毕竟现代人多半会有自己的事业，也多半很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因而这种庇护关系往往不是一帆风顺的。庇护的一方会想：“我是为了你好！我是爱你的！你不该反抗我！”而被庇护的一方却认为：“你干涉了我的人格，我们的爱不是主仆关系！”本来声称“我需要的就是一个庇护我的人，我只要向他交出自己，我依旧独立且完整”的被庇护者，也终于意识到了自己本以为“独立完整”的“自我”被侵犯——这种存在着张力的庇护关系，融合上我们习知的浪漫情节，就成了刚刚提到的那种“爱情”。这种相处模式在异性恋情侣中十分常见。

在相当一个历史时期内，LGBT运动反对异性恋话语霸权，也将这种相处模式作为反对的对象。然而时至今日，本该倡导平等自由的亲密关系的LGBT运动却也开始与话语霸权合流，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历史的倒退。

埃里希·弗洛姆，著名的美籍德裔哲学家、精神分析学家。毕生致力于以马克思主义重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代表著作包括《爱的艺术》《逃避自由》《自为的人》《健全的社会》《在幻想锁链的彼岸——我所理解的马克思和弗洛伊德》。

这种庇护关系的心理基础，被弗洛姆归结为一种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

他指出，这种所谓“受虐-施虐”情节在现代人之中广泛存在，它的根源即在于作为现代社会根基的资本主义打碎了旧有的安全感，迫使人以自由交换安全。人们总是误以为庇护方或者说“施虐方”是一个中世纪暴君的形象，却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往往是“受虐方”更为急迫地想要寻找一个“施虐方”。他们想要寻找的是庇护与安全感。因此，这两者实际上是辩证地联系在一起的，它们是权威主义人格的一体两面。在私人的亲密关系中，它披上了“爱”的外衣。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一书中说：

“受虐-施虐狂常常被与爱混为一谈，这种现象并不仅仅限于普通用法中，受虐现象尤其被视为表达爱的一种方式。为了另一个人安全否定自我，并把自己的权利与主张完全交给他，这被视为‘伟大的爱’的典型，为人所颂扬。似乎除牺牲和为所爱的人欣然放弃自我外在没有能证明‘爱’的更好证据了。实际上，在这些情况下，‘爱’基本是一种受虐渴望，其根源在于对介入之人的共生需求。如果我们所说的爱是指热烈地肯定某个人的本质，积极主动地与之建立关系，如果爱是两个人在各自独立与完整基础上的结合，那么受虐狂与爱就是截然相反的。爱是以平等与自由为基础的。如果以其中一方的臣服与完整性的丧失为基础，不管其关系多么理性化，都是受虐依赖。如果某人声称为了另一个人自己的目的才去统治他的话，统治另一个人似乎常是爱的表示，但其根本原因在于享受统治的快乐。”

法西斯主义的心理基础本质上与此相同，仅有的区别在于，法西斯主义中的庇护者是强大的国家机器、所向披靡的集体和充满魅力的领袖个人。

唯有压抑乃至消灭自我，才可在这个危险的世界上得救。

此种心理的根基之上生长出来并蒂的受虐情节和施虐情节。路德与加尔文时代的新教义在全世界人们的身上借尸还魂了，只是那个残暴的旧约上帝换了不同的面目：爱人，亲友，领袖，乃至无生命的商品（“商品拜物教”），等等，等等。极权主义以法西斯或反法西斯、进步主义的或消费主义的面目出现，等着人们五体投地献上自由；它的本质不在于恐惧与暴力，而在于绝对的控制。控制可以基于对力量的恐惧和崇拜，也可以基于“爱”和享乐。换句话说，极权主义既可以是《1984》，也可以是《美丽新世界》。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弗洛姆目睹了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他怀着极大的震惊和悲悯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数以万计的人迫不及待地向极权出卖自己的自由？通过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他得出了答案：法西斯主义的心理基础已经包含在了现代人的日常生活之中。是自由迫使人们放弃了自由。“霸道总裁”的故事，隐含了一条通向法西斯主义乃至其它类型极权主义的道路。在这个意义下，自由即奴役。

自二战之后，全世界都在高喊反法西斯的口号，但口号喊得最高的人却绝少注意到，极权主义的心理要素深深地根植在恋爱等现代社会的日常中。心理学告诉人们，以爱之名的高压控制是普遍存在的。推而广之，还有多少霸权以稀松平常的面目隐藏着？它们是否已经强大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以至于我们普遍以为，除了接受这种霸权，就没有另外的可能了？自由即奴役，但此种自由并不是自由的唯一选项。单以文艺作品而论，《自梳》的故事已经隐隐地指出了另外一种可能。

如果尚且还有一丝乐观，如果价值尺度上自由尚且还值得追求，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即践行积极的自由就显得尤为有必要了。也许在一个正在经历危机的资本主义社会，在一个逐渐崩溃的“天堂”里，“积极的自由”与基于此的爱只是某种面目模糊的想象，但或许有一点是可以承认的：它是“在各自独立与完整基础上的结合”。这在现代社会里并非不可能达到。若要走出极权主义的束缚，那么第一步就是反思它对自己生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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